在參加這個營隊以前，二二八對我來說是什麼呢？白色恐怖是什麼呢？威權政府對我來說是什麼呢？閱讀相關的書籍，那些故事看起來煩瑣而遙遠。七月中旬，在綠島受難者紀念碑一排排的名字，第一次見是不安再一次的晚間紀念儀式則成為心裡最深層的悲慟，多少青春、歲月被蹉跎，多少父母、親人朋友在夜裡沒完的哭泣。
我想故事的力量，故事牽動著故事，伴隨著想像，則想像引發了共感，但那共感並非純然的感性，而是將自己置放在他們的生命經歷裡，在憤怒裡在悲傷裡，才是想要更去發掘真相、實踐轉型正義的動力（在此不多論何為轉型正義）。每一位爺爺奶奶，彷彿就像自己的爺爺奶奶，好心疼好心疼。人性的趨樂避苦不該發生在面對這些歷史不正義上，不該把別人的痛就只當作別人的，不該去逃避曾在台灣土地上受難者的所承受的傷痛。
透過這些瞭解與故事拼湊，從個人層次到各種歷史證據，把建構歷史也建構國家機器的行徑。加害者的在轉型正義裡在台灣是最被「忽略」，共犯結構的問題，已脫手的黨產、已銷毀的證據，使究責之難，當前台灣轉型正義問題重建的資料庫、開放的檔案，還有待政府、民間學界的尋求，官方的動作效率很緩慢也受到許多許多政治的妥協與角力，所以更需要民間的努力與督促，更不該讓轉型正義被大眾認知為一種清算。
除了反省當時威權政府泯滅人性、濫殺無辜的行徑外，我也聯想到一個問題，往往在提到這些受難者，會提到他們實際上並沒有參與共產集會或團體（確實往往沒有參加），但共產主義思想本身即是危害嗎？意識型態的鬥爭，如果當時並未消滅共產黨人士在台灣的勢力，台灣或是東亞地區會走向什麼態勢？這樣的「防堵」是必要的嗎？
到現在共產主義仍為不為允許的，甚至在法律上，例如《人民團體法》等，但到底對於特定意識型態的禁止，是否會構成對於言論自由的侵害？到底錯的是思想本身抑或操作它的「人」？同樣的，當思想的鬥爭被不當的操作時，（同樣的宗教、種族、階級等議題）政府、國家內部、國際間的侵害不會結束，人對人施行的惡不會只存在歷史上，如果我們不去剖析、不去預防，就無法實踐轉型正義，無法真正的走向正義與人權之路。
但在台灣的白色恐怖，更為嚴重的前提是當時威權政府選擇寧可錯殺無辜，也不願遺漏任何一個可疑份子，司法系統、原本的法律框架直接被跳過，又，當時國際環境的默許，政治作為一種妥協，個體在這樣的國家機器迫害以及國際政治，總成為悲哀的獻祭，但這種踐踏人權不顧人性尊嚴的方式，是真的唯一的方式嗎？
在受難者當中，為數眾多的是知識、菁英份子，甚至是青年學生佔相當數量，當權者監禁、殺害了這些國家未來的決策者（在此並非意味著知識份子或社會菁英的生命或自由較為可貴），在此之下喪失了多少將為國家奉獻、推動人民更燦爛未來的力量？
另外，在綠島監獄的走訪，除了對於白色恐怖本身，我也想到了現代監獄不論在軟體及硬體上是否符合人性尊嚴？我們是否離受刑人太遠了、離司法太遠了。不管過去到現在，總會認為他犯了錯受到身心的苦痛是應該的，不論是過去的統治政權污名化或現在的輿論都一樣，都讓我們選擇這麼相信，罪就是罪，探究其身後的背景使其行動，以及監獄作為怎麼樣的場域，總是被我們拋在腦後。促進社會和諧的方式總不是讓統治集團、主流輿論認定為惡的人受刑、噤聲罷了！對審判的程序、受刑的過程我們不該把自己當作局外人。
最後，在營隊結束後、離開同溫層後，我想才是最大的考驗。參與人權營後，和家人分享但卻聽到父親說：他們自己也是在叛亂的啦！妳不要就聽「他們」講。而且往往會聽到長輩提到蔣家做了莫大的經濟貢獻，卻對人權迫害置之不理或認為有其合理性（是為了「懲治」叛亂份子等說法）。認知偏誤是多嚴重的問題，並且，過去生在威權時代的人被選擇相信特定的事，往後變持續地選擇聆聽採納那些他們過去被要求選擇的意識形態與價值觀，甚至選擇相信威權，抑或認為現在「太自由」。
我們要如何去突破如何建立可以在時代間、不同黨派間的溝通，社會科學總是沒有100分的結果，難有完美的政治體制、無缺陷的處理歷史不正義的途徑，但是但是一起共同理性的面對歷史才有可能面向未來的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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