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易蓁

我出生於1982年。在參加這次營隊之前，我從來沒有遇過經歷白色恐怖迫害的長輩（或有，只是我不知道），白色恐怖在我的想像裡，就是讓父母對後輩實行「有耳無嘴」教育的根源。1950年代，我的父母剛出生，他們的童年正巧走過白色恐怖的初期，因此塑造了他們凡事謹慎小心的個性。雖然父親常開玩笑說，小時候住在彭明敏先生的哥哥家旁邊，所以「家裡很安全，都有人看著，不怕遭小偷。」而面對對歷史、政治有強烈興趣的孩子們，父母還是會不放心地要我們孩子們答應他們「不要理會（ chhap）政治」，由此可見白色恐怖對他們的影響至深。
今年2010年， 台灣腦神經精神醫學的先鋒林宗義醫師（1920-2010）過世。我的父親在1983年發表了一篇有關酗酒的論文後，林宗義先生馬上寫了一封信，鼓勵父親繼續研究。然而在當時，林宗義先生正是「黑名單」，父親嚇得把信藏在衣櫃，思索了一個月才鼓起勇氣回信，而在他們的往返書信中，也有著被政府檢查的痕跡。這些，便是我最貼近白色恐怖的時刻了。
然而在這一次白色之路青年體驗營，聽了許多白色恐怖受難者的現身說法，讓我對那個時代，有了更多面向的瞭解。我們現在很難想像「叛亂罪」的恐怖與威力，只要有任何反政府思想，便會被冠上顛覆國家的罪名。然而綜觀目前社會現象，人們對於言論自由的態度十分極端;有些人仍然受到白色恐怖影響而不自知，有些人則是濫用言論自由。我想，會造成這樣現象的原因，可能與我們沒有正視歷史有關。假如我們每個人，都有機會，並願意瞭解過去的歷史，對言論自由會更加珍惜與尊重，並「善用」它，而不是「濫用」。
這一次的體驗營，除了聽長輩們現身說法，最令我驚訝的，是發現白色恐怖受難者中，外省受難者的人數比我以為的高出許多。除此，令我印象深刻的便是有學員仍然懷疑白色恐怖的真實性。我以為，在資訊普及的現在，能取得白色恐怖歷史的方式有許多，其真實性也不容懷疑;我以為，我們現在要做的是去平反過去的罪名，以及紀念這段受苦受難的年代。然而，現代人對白色恐怖的認知，竟然有這麼大的反差，讓我十分驚訝。或許這和許多人要國家「向前看」而不是「向後看」的觀念有關，他們認為國家、時代的進步在未來，停留在過去只會退步。但我常想到一則報導：
1970年12月7日，聯邦德國前總理Willy Brandt(1964-1987)前往波蘭訪問時，特地來到波蘭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前，雙膝下跪向二戰中遭納粹犧牲的猶太人致敬，媒體爭相報導此舉動，說他「替那些該下跪的人下跪了」，也在戰後近三十年，間接撫慰了受難家屬的心。
而台灣呢？
我常這麼感覺，身為一個台灣人後代，面對許多前輩們在白色恐怖中的犧牲，這些歷史並不只屬於前輩，而是屬於我們台灣人共同的歷史。如果我們忘了自己的歷史與根源，我們該如何自處？ 在面對往後的所有決策中，我們是不是仍然會因為小部份的利益，忽略他人的人權？
我希望每一個人，上至政府下至百姓，都能像Willy Brandt一樣謙卑，「替那些下跪的人下跪」，因為我們所做的遠比我們應做的少太多了。 雖然現在已不再有「叛亂罪」，無法擅自將人民逮捕，但我們每日的新聞，仍然可看到政府結合財團力量，為了私己利益犧牲環境與百姓生存空間的新聞，這些都還存在著過去威權時代的影子，需要我們努力去對抗。最後我想對長輩們說：請放心，您們的故事，我會永遠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