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15日 星期日

吳易蓁


我出生於1982年。在參加這次營隊之前,我從來沒有遇過經歷白色恐怖迫害的長輩(或有,只是我不知道),白色恐怖在我的想像裡,就是讓父母對後輩實行「有耳無嘴」教育的根源。1950年代,我的父母剛出生,他們的童年正巧走過白色恐怖的初期,因此塑造了他們凡事謹慎小心的個性。雖然父親常開玩笑說,小時候住在彭明敏先生的哥哥家旁邊,所以「家裡很安全,都有人看著,不怕遭小偷。」而面對對歷史、政治有強烈興趣的孩子們,父母還是會不放心地要我們孩子們答應他們「不要理會( chhap)政治」,由此可見白色恐怖對他們的影響至深。
今年2010年, 台灣腦神經精神醫學的先鋒林宗義醫師(1920-2010)過世。我的父親在1983年發表了一篇有關酗酒的論文後,林宗義先生馬上寫了一封信,鼓勵父親繼續研究。然而在當時,林宗義先生正是「黑名單」,父親嚇得把信藏在衣櫃,思索了一個月才鼓起勇氣回信,而在他們的往返書信中,也有著被政府檢查的痕跡。這些,便是我最貼近白色恐怖的時刻了。
然而在這一次白色之路青年體驗營,聽了許多白色恐怖受難者的現身說法,讓我對那個時代,有了更多面向的瞭解。我們現在很難想像「叛亂罪」的恐怖與威力,只要有任何反政府思想,便會被冠上顛覆國家的罪名。然而綜觀目前社會現象,人們對於言論自由的態度十分極端;有些人仍然受到白色恐怖影響而不自知,有些人則是濫用言論自由。我想,會造成這樣現象的原因,可能與我們沒有正視歷史有關。假如我們每個人,都有機會,並願意瞭解過去的歷史,對言論自由會更加珍惜與尊重,並「善用」它,而不是「濫用」。
這一次的體驗營,除了聽長輩們現身說法,最令我驚訝的,是發現白色恐怖受難者中,外省受難者的人數比我以為的高出許多。除此,令我印象深刻的便是有學員仍然懷疑白色恐怖的真實性。我以為,在資訊普及的現在,能取得白色恐怖歷史的方式有許多,其真實性也不容懷疑;我以為,我們現在要做的是去平反過去的罪名,以及紀念這段受苦受難的年代。然而,現代人對白色恐怖的認知,竟然有這麼大的反差,讓我十分驚訝。或許這和許多人要國家「向前看」而不是「向後看」的觀念有關,他們認為國家、時代的進步在未來,停留在過去只會退步。但我常想到一則報導:
1970年12月7日,聯邦德國前總理Willy Brandt(1964-1987)前往波蘭訪問時,特地來到波蘭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前,雙膝下跪向二戰中遭納粹犧牲的猶太人致敬,媒體爭相報導此舉動,說他「替那些該下跪的人下跪了」,也在戰後近三十年,間接撫慰了受難家屬的心。
而台灣呢?
我常這麼感覺,身為一個台灣人後代,面對許多前輩們在白色恐怖中的犧牲,這些歷史並不只屬於前輩,而是屬於我們台灣人共同的歷史。如果我們忘了自己的歷史與根源,我們該如何自處? 在面對往後的所有決策中,我們是不是仍然會因為小部份的利益,忽略他人的人權?
我希望每一個人,上至政府下至百姓,都能像Willy Brandt一樣謙卑,「替那些下跪的人下跪」,因為我們所做的遠比我們應做的少太多了。 雖然現在已不再有「叛亂罪」,無法擅自將人民逮捕,但我們每日的新聞,仍然可看到政府結合財團力量,為了私己利益犧牲環境與百姓生存空間的新聞,這些都還存在著過去威權時代的影子,需要我們努力去對抗。最後我想對長輩們說:請放心,您們的故事,我會永遠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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