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弘韻

我對於這一屆總召曾提到的一段話很有感觸，「如果把這四天的活動比喻為一本書，那麼大家都是編輯，也是讀者，同時，也都是最好的作者」。
四天，我想對於大多人來說可能無足輕重。但回想起七月份在綠島的那四天，經歷了無數次受難者的青春歲月，彷彿掉進了一個時光漩渦裡，想要抓住些什麼卻又稍縱即逝，回想起來不禁冷汗涔涔。要認識這麼多生命故事，這麼多的歷史磨難與艱辛，想來前人的心血可謂費盡千辛萬苦。我不禁一次在心中自問：「這些經歷過白色恐怖的長輩們，究竟是為了什麼，竟然四天的營隊全程陪伴我們參與呢？」後來又轉念一想：「或許正因為害怕攤開傷口，才更要勇敢面對吧。」於是在營隊的頭一天我就想，接下來我們要接觸的，不僅僅是一小撮人的故事，而是整個島嶼的人民都難以切斷的共同歷史記憶。
接下來的課程是充實無比的，但讓我收穫更多的，是由幾位長輩口中說出的隻字片語，雖是簡單平凡，卻每每讓我心中震懾不已。最讓我記憶猶新的是，在綠洲山莊的第二天，我們被安排參觀早期集中營「新生訓導處」，以及破敗的「克難房」遺址、越過沙灘抵達「燕子洞」。在沿著崎嶇不平、木麻黃叢生的小徑行走，在礁灘稍事休息時，一位長輩看了看我們疲憊不堪的臉，便說道，「世上沒有絕望的環境，只有人對環境絕望。」回程時我細細思索這句話，簡單的一句話是蘊含了深刻的寓意。又比如在參觀綠島人權園區上牆上寫著一句話，「我在前面衝，後面的人比較好走路。」營隊至此，約略對於那些朦朧無可知的歷史，逐漸地與自身的生活經驗連貫了起來，而不再是屬於誰的記憶，而是我們生活在島上的人民所共有的。理解到這一層後，對於尋尋覓覓的問題似乎有如撥雲見日般地豁然開朗。
在我參加營隊之前，「台灣的轉型正義」是我不斷在搜索探究的問題，也是我期望能夠藉由營隊獲得解答的部份。「台灣人該何去何從?」是我大學接觸到許多資料以來，在心中盤旋不去的問句。許多次在面臨無數資料和教科書的衝擊下，我知道若要簡單地將台灣歷史一分為二並非易事，在國家認同這條漫長路程，台灣在各方面面臨的大環境改變，想當然爾並非可劃分成簡單的選擇或是非題。因此我心中響起了一個清楚的聲音，要解答這個疑惑，我們必得先釐清一個問題：台灣的主體性認同基礎究竟為何？
號稱自由民主的台灣，在這個島上發生過許許多多的事，想來一直遭受到粉飾、掩蓋的命運，這是我最不欲見的情況，或許對我這一代來說，彷彿只是一個歷史名詞，既模糊又遙遠。但這些都是在參加營隊之前的想法。基本上，在我家族中並沒有白色恐怖的受害者，每當詢問父母關於白色恐怖，也只是微笑不語地搖搖頭，或者回答沒有印象，因此一直以來我總是認為，那或許就是極少部分的台獨份子及「匪諜」的遭遇吧。
在一次因緣際會下，我參加了「四六事件」的座談會，與會人當中有一位台大校友，我發現她與我父母同年代，且是外省家庭。她向我聊起白色恐怖時期的種種，皆和我父母所述的情形截然不同，而且又因為學姊的長輩直接受到迫害，字字句句聽來格外令人毛骨悚然。我不禁想問我自己，是否太輕易就受到當權者的政治語言所矇騙，而缺乏對於自己土地的基本認知呢？又或者是我在面對漫長恐怖歲月時，過度缺乏警覺心和下意識地拒絕重新檢視歷史呢？
事實上，臺灣在文化上擁有著高度的複雜性，語言深受古漢語的影響，從昔日之荷蘭、清朝、日本殖民，到今日民主化的過程，台灣性或台灣主體意識發生微妙關係。但在這個歷史長河的型塑下，卻不是所有生在台灣長在臺灣的我們都擁有同樣的歷史記憶，這是個始終讓我無法理解且極渴望探求的難題。
透過此次的體驗營，我重新建立、定位自己對於這段歷史的想法，並且藉此重新定位白色恐怖事件對台灣的影響。僅僅是「試圖了解」這一個動作，就受難者的角度看來比什麼都來的有意義吧。如同民進黨主席蔡英文日前所發表，中華民國的問題是大家必須面對的，尤其在今天台灣意識已成為主流思考，我們必須在成長中的台灣意識來看中華民國這個問題。因此過去的歷史不能輕易抹滅、掩藏，特別是在今日中國性價值觀仍有一定程度存在的情況下，如何來建構共同的新的台灣，是當前非常沉重、也是非常重要的責任。或許期許有一天，我們能夠像韓國的「轉型正義」一樣，將「五一八光州事件」透過電影再度呈現在世人面前，台灣島上的千千萬萬人民彼此間，也緊緊地為感情、道德和歷史所相聯繫。這個任務，除了我們，還有別人能完成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