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

人權營結束後，回到斗六時，老爸到火車站接我。當然便開始問起我在綠島做什麼事：「啊恁底綠島，攏勒衝蝦？」『上課、參觀監獄。啊！我還歌巫嘎政治犯開講捏』「政治犯喔？他們都很偏激齁？」當下我沉默了三秒鐘，在這短短的三秒鐘裡我感到震驚、憤怒、不解，然後是無奈與諒解，震驚、憤怒與不解的是：面對政治犯們如此慘無人到的遭遇，最後剩下的的卻是「他們很偏激」的結論，無奈的是：可以見得當時蔣氏威權一手「肅清」異議人士，另一手也沒閒著，塑造醜化政治犯的輿論與社會氛圍，想到這裡，才能諒解我爸說的這段話。

當蔡焜霖前輩在垂淚碑前，將到他出獄後回到家的情形：「我永遠忘不了我回到家時我的母親對我說的那句『死因仔，哩蹬來啊喔』，她雖然是叫我『死因仔』，卻充滿憐惜與心疼」聽到這我無法自持，只能任由淚水潸然落下。這一段話，竟然讓我產生超越時空的連結，突然間我與那些母親們承受同一種情感。在那種恐怖年代裡，最摯愛的孩子被送進暗無天日的牢裡，日日夜夜都要擔心自己的孩子今天受到什麼樣的虐待？有沒有被獄卒刁難？吃飯時總會不自覺得想問自己的孩子有沒有吃飯了？天天都期待自己的孩子可以平安歸來。然而除了這種源自內在的煎熬，還要面對來自無所不在的歧視，被貼上政治犯家屬的標籤，忍受輿論對自己孩子的辱罵與誹謗，而身為人母，這種施加在自己孩子身上的則難卻是比施加在自己身上還痛。

新生訓導處是採軍隊的編制，關禁閉使用氾濫，造成心生們極大的心理壓力在那種封閉、黑暗、悶熱、蚊蚋噆膚的狹窄空間中，吃喝拉撒的基本生理需求都成了新生們揮之不去的夢魘，較之與今日的洪仲丘案，當年慘死在碉堡(關禁閉處)內的的政治犯不計其數，但我卻沒看到憤怒的民眾為他們平反，或許是因為時代的阻隔也經成為歷史的事件比較無法引起共鳴，又或許是因為當時是被迫沉默的年代，而造成此沉默的威嚇至今仍深植於人民心中，又夥許是因為那些太過不人道的故事是如此難以置信，而這種超乎常理的殘忍產生了疏離感，或選擇避而不談。但事正如楊翠老師所說的：「這樣的傷口需要人去揭開它、輕撫它、曝曬它。」而不是掩蓋它，任由它在身體最陰暗的部位陳舊腐爛。除了不容清史進程暉的使命之外，更積極的層面上還要爭取轉型正義的擴張。  

如果說有什麼是我們這一代人與上一代人的連結，我們有負責承接台灣史的命題，國家與憲法是因為人民而存在，但是全力集中的結果，往往會產生受壓迫者，透過公民不斷抗爭，國家機器才不會鈍化也保持中立，即使是在純粹民主的國家，公民抗爭仍是要繼續的，不是為了杯葛，而是讓政府能了解與時俱進的新議題。

政治受難者家屬所受的刁難，更是當時不可見得的隱性傷害。長期生活受到監控，三不五時情治單位都會派人來檢查身分證，更有母親到了晚年深受阿茲海默症之苦，連女兒是誰都記不得了，卻還記得嚷著要身分證，因為沒有身分證會被警察抓走。更別提當時的社會氛圍，對於這些家屬們更是投以鄙視的眼光，因為蔣氏威權把政治犯們塑造成十惡不赦的壞蛋。

透過這次的參與和與長輩們的訪談，我覺得面對困難，我變得更知足、豁達了；面對威權與不公義，我變得更毅志堅定；面對受壓迫者，心腸變得更加柔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