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每日聽見海浪的聲音，卻從未見到海……」
翻開營隊的學員手冊，我將這句話輕輕勾上了底線。
綠島的第一天晚上，安排了和政治受難者長輩的訪談。陪同我們這一小隊的是蔡焜霖先生和黃春蘭女士。
春蘭阿姨的爸爸黃溫恭醫師是政治受難者，在獄中被判處死刑時，春蘭阿姨才只是個襁褓中的嬰孩。時年黃溫恭在二戰期間應日本政府赴哈爾濱任軍醫，後被共產黨俘虜，因為希望能儘快回到台灣，遂同意加入共產黨。1952年於台灣被捕，因為是自首，只輕判15年。但判決書到了蔣中正手裡，就像改作文一般，被塗改成「死刑」。黃溫恭醫師死刑後，家中財產被全數沒收，而家中的親戚等皆遭情治單位監視，工作、生活上都受到持續性的騷擾，這樣的狀況，一直到了解嚴後才逐漸停止。
春蘭阿姨現下正在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擔任教授，口條清晰，講述受難故事有時情緒激動，有時卻又柔軟下來。那大抵是提到他的女兒、兒子的時候。春蘭阿姨一直自豪著自己的下一代成就非常，而實際也確實如此。女兒在英國攻讀博士，兒子於美國研究人工智慧。春蘭阿姨提到，白色恐怖時因為國民黨政府逮捕的都是高知識份子，笑說不知道使得台灣少拿多少諾貝爾獎。而她自己的求學過程中，原本已有申請到赴美讀書的獎學金，卻因為父親政治受難的背景，而無法出境台灣。就像是面對高牆的雞蛋一樣，春蘭阿姨也為此感到憤慨。她提到那陣子到成大任助教，卻毫無心思在學校上，終日只到城裡逛街。後來，卻在實驗室裡認識了她的丈夫。結了婚後，阿姨身懷六甲地跑去考了台大化學所，結果是一試高中。
四年前，春蘭阿姨的女兒張旖容和國家檔案管理局周旋，目的是為了將黃溫功被扣留在國家的遺書正本取回。正如所有面對體制的故事一般，事情一直都並非順利。而得知黃醫師有寫給家人的遺書也是一段機緣，因為收到了一本藍博洲撰寫的白色恐怖民眾史，張旖容和蘭博洲取得聯繫後，才得知原來檔案可以申請取回。此後，相隔近半載的遺書才被黃家後代重新發現，儘管事過境遷，但遺書上的文字熱度仍在。春蘭阿姨情緒激動地說，國民黨真狠。連人死前用最後一股力量寫給家人的信都不願交回和公佈。
夜裡，海潮靜靜拍打火燒島的硓咕石。那是一種生活在海洋中的珊瑚死亡之後的骨骸，隨著時間的流逝，逐漸在岸上堆積增厚、尖銳刺人的珊瑚礁。此時不圓滿的月亮靜靜探出了頭，雲層是細細的紡織紗，染出了一片光暈。
沈默之後，我們繼續。
相對於春蘭阿姨時而自豪、時而憤慨的語氣，焜霖爺爺則顯得靦腆了許多。但並非不健談。他給人的感覺是很樂意分享自己的經驗，只是談到每一件往事，他都像是輕輕拿起櫃裡一件件精瓷茶具般，細心，合宜，流露出一點追憶的神情。
在訪談前輩們之前，我們先行過一遍自我介紹。輪到我介紹完後，焜霖爺爺笑嘻嘻對著我說他自己就是在我這個年紀被抓走的。我不知道怎麼回答，只好陪著笑，大家都笑了。但我知道我是不應該笑的。怎麼年方二十，正青春就被削去了頭髮？
焜霖爺爺受過日本教育，日文也因此相當流利。他提到，其實在進綠島之前，根本沒讀過社會主義的書籍，只讀過中國比較左傾的作家，如魯迅、巴金的作品。進了綠島之後，焜霖爺爺說那裡人才濟濟，他反而跟著許多知識份子學到了不少，和有同感的難友們一起笑稱新生訓練營是「綠島大學」。但生活的確是苦楚的。他們必須早起工作，到海邊敲石頭，耕種糧食蔬菜，養殖家畜，爾後還要參與三民主義、反共教育等等的「政治教化」講習，而這些思想正是那些壓迫著他們的體制所信仰的。
我問及焜霖爺爺怎麼能這麼淡然地談論這些疼痛的傷疤。他說，也許是因為在綠島看過太多忽然被一聲傳喚，就再也回不來的同窗們，所以反觀自己，竟產生了一種「看開」的心態。自己的困境相對於失去生命的人們顯得如此渺小，況且出獄後的生活，焜霖爺爺說稱得上是順遂，儘管也被情治單位跟隨騷擾過，但他任職的廣告公司老闆卻開明的很，還將警察給罵跑了。此後，除了任職廣告業，還創辦了雜誌、贊助紅葉少棒隊。雖然某一年因為颱風整垮印刷廠而使他破產，但又及時被老東家的廣告公司力邀回去擔任要職。焜霖爺爺說，也許是因為自我認同的實現，他今天才能這樣走到這裡來，繼續和我們分享自己的經驗吧。
最後焜霖爺爺說，這世界一定有什麼人等著我去遇見，一定有什麼是在等著我去完成。他是抱持著這樣的信念活下去的。這句話使我感動了良久良久，已經放在心底一塊柔軟的地方了。想他日若遭遇困境，這句話就拿來當作支持自己走下去的原動力。
我忽然想到歷史是這樣一種東西。類似硓咕石的東西。他是一段時間裡各彩各色的珊瑚死亡後，緩緩累積起來的骨骸。儘管業已死去，那形體卻仍然尖銳刺人，一不小心就會被劃出一口傷痕。而我們的語言是海浪，每一次的述說都是一次撫平的儀式。我常思索萬般堅硬的將循著什麼煙消雲散？也許是時間，但我們必須記得，也必須持續地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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