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易瑩

「我不討厭國民黨，我是恨國民黨。」

如果我們這個世代，連最根本的憤怒都不敢、不能表達，那段被刻意掩蓋的歷史怎麼有可能被正視呢?

在學校裡、工作場域中、甚至家庭內、網路上，我們看似已經離開了那個禁聲的白色年代，可是我們的教育、輿論、政治卻從來沒有真正的離開過，一位人權工作者朋友同我說過當她告訴外國朋有台灣曾經經歷的那段白色恐怖，而當時的那個加害者政黨，現在還是經由投票成為執政黨，多數的人都不願意相信這是真的。

想起某晚，我們席地而坐，黃春蘭長輩時而痛心疾首、語帶無奈，但又難掩言詞之間的驕傲，講述她的父親、她的家族故事，不只是他的父親是最直接的受害者被剝奪了生命，她在成年後要出國攻讀學位也遭政府阻撓，一直到她的女兒長大後努力的向加害者政府要回祖父的遺書都遭到政府和輿論重重的刁難，黃教授的母親到八十幾歲，連自己的兒女都認不得了，也都還時時緊緊的抓著她的身分證件，怕的就是警察上門檢查沒有身分證就會被抓去關，那是怎麼樣巨大、延綿無止盡的恐懼，才能讓一位走至生命盡頭的老婦人連至親都記不得，卻能清楚的記憶著那揮之不去的恐懼。

威權壓迫留下的恐懼是難以治癒，並且是會無邊的衍生、繁殖的，而即使是我們這一代的年輕人心中也住了個小警總，只是那不是當初加害者最直接的樣貌了，而是轉化成家中長輩單新的面容、學校教育者耳提面命的字句、同儕時不時對社會運動者投以冷嘲熱諷的嘴臉。

台灣人因此得了政治恐懼症，自以為可以醫治恐懼的方法就是保持著沒有溫度的假理性、假和平、假中立，什麼都不看當然理性，什麼都不做當然和平，什麼都置身事外當然中立，而政治恐懼症也就成為國民黨繼續幻化成各種手段、形式的殘害台灣的最好背景，人民們像是訓練有素的機器人，自動遮了眼、掩了耳，放任為所欲為。

營隊之中最令人感到恐懼的，不是看見監獄，而是看不見監獄真實的樣貌，綠島人權園區是基於什麼樣的緣由無法保存(或是按照長輩們的記憶去回歸那真實的牢獄生活)我不清楚，參觀的當下看見一位媽媽牽著年約五歲的小男童，看著鋪上木頭地板、墊高足以看見窗外山景、廁所也整理得乾乾淨淨的牢房，媽媽隨口對男孩用台語說了句「哎呀！還住得這樣舒適！」，那個當下是最令我恐懼的，毛骨悚然的是我們明明還有呈獻歷史真相的資源，受難者長輩甚至就活生生的站在我們眼前，人權園區是這樣子荒謬的早成了最不應該有的人權教育結果，我心中不禁陰謀論的想像，這是怎樣居心叵測的政府！讓我們的年輕世代永遠沒有知道真像的可能、沒有辦法明白那是怎樣子的一個時空環境，課本裡草草幾行帶過，社會上一句不要撕裂族群堵上，就連一位母親，帶著孩子到了綠島實地走訪，都看不見真相，我們不能期待所有公民都會去翻閱口述史、細看相關的文獻，人權園區本應該是最直接的教育媒介，那個下午我看到的成果卻適得其反，教我如何相信，現在得這個國民黨政府是有誠意要正視那段白色恐怖歷史的呢？

離開綠島，回到台南的校園後，無法不令人想起成大的八十周年校史，其中記錄了已故的吳聲達先生、（此行也一同前往的）陳欽生長輩等多為白色恐怖時期成大的受難學生、教職員，但是遽聞該本校史難以取得，並未公開大量的發行推廣，而這又是為什麼呢？身為一名成大的學生，看著成天喊著頂尖大學口號的行政單位，想來不禁令人懊惱又痛心。

我們台灣人要怎麼樣才能走出這無形的白色牢獄呢？或許目前我們仍然沒有答案，但是可以確定的是，台灣人必須正視歷史，觸摸那些傷口最真時的樣貌，就如同黃春蘭教授說的那樣，「要原諒，你也得先讓我知道要原諒誰！」而這得透過教育、透過不斷的衝撞不合理的體制，才能根治這毒瘤一般殘害台灣人數十年的政治恐懼症，正義才有可能全面性的被實踐。

對於不公不義的事物、政府、政黨，我們不能再帶著沒有溫度的理性面具，而是要以正面迎擊的態度、毫不畏懼的指出它的不義之處，勇敢的表現人民的憤怒，不再縱容，相信自己的憤怒可以成為一種推動的力量，公理和正義才有在這塊土地上實現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