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15日 星期四
高建中
1見證者
說白色恐怖以前,我想先談談卡帕。沒錯,大名鼎鼎的戰地攝影師,羅伯‧卡帕(Robert Capa)。
「一位民兵奔下作物收割後的土埂。他白色襯衫的袖子反褶到手肘處,軍帽往後戴,一手拿著步槍,揹着三個阿爾科子彈皮閘。下午五點的陽光照在他身上,將他的影子拉得深長。他一隻腳輕輕抬起。挺着胸膛。雙臂打開成十字狀。像釘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喀嚓。」(註1)
這是傳記小說《等待卡帕》裡,描述卡帕最著名,並且使之聲名大噪,報導西班牙內戰的照片《倒下的士兵》的一段文字。當然,好的新聞攝影,是不需要文字說明的,只需要畫面,就能夠說明一切。
因此,令我著迷的並不是這一段,而是緊接在後的這段文字。
『後來在巴黎工作室的一片昏暗紅光的暗房裡,這個人的臉孔在桶子裡慢慢的浮現。他有對濃眉,大耳朵,高闊額頭,高抬的下巴。他是個無名的民兵。』(註2) 這是另一個追隨在後,一個不再被追朔、不再被記得,無名的名字。而恰巧,無名的、不被記得的,最多,最龐大,佔最大多數。
我想說另一件與卡帕有關的,是《墨西哥手提箱》。
紀錄片《墨西哥手提箱》其實講的是三位戰地攝影家----以「如果你拍得不夠好,是因為你離炮火不夠近」而為人所熟知的卡帕、卡帕的情人兼事業夥伴格爾達‧塔羅(Gerda Taro)以及大衛‧西摩(David Seymour),於1936年~1939年西班牙內戰期間所拍攝的近4500張底片,如何從一度被認為已經毀於戰火之中,直到上世紀90年代末期才在墨西哥城被重新發現,並且輾轉到了紐約國際攝影中心(ICP),直至被公開於世人面前,重新召喚起對於戰爭、人權的思考與意義。
這當然可以在新聞攝影史的傳奇記上一筆。
不過我想說一個與紀錄片主軸無關的是,手提箱裡未見世的底片見證的,不只是三位戰地攝影家目擊到的戰爭血腥屠殺、戰車壓碾過後的城市廢墟的青春與生命。而是西班牙內戰遭受法西斯政權迫害,一路從家鄉、難民營流亡至墨西哥的難民的真實面孔。
銀鹽見證了受難者離散的路徑、被壓迫者窄瘦的身軀,並且鑿在底片上。
於是在紐約展出的攝影展中,有照片裡的親人出面指認,這就是『她』,我的奶奶,正在手提箱上寫信。那深情寫信的倩影最後成了封面。我深信才是整部紀錄片片名的由來。
營隊第一天晚上,一位講師對著席下的學員說:「我們並不特別。」我被這句話著實嚇著,或者更正確說,是對這種世界共通性的恐怖感到不安。
是的,白色恐怖在台灣,其實並不是唯一特例:西班牙內戰流亡的難民、台灣的政治犯(有記錄的沒記錄的),都是。
如果隨意在Google鍵下「白色恐怖」,搜尋其關鍵字,維基百科會告訴你:「白色恐怖(英語:White Terror)一詞起源於法國大革命時期,當時進行大規模鎮壓、槍殺革命黨與革命份子的恐怖統治時期稱之為白色恐怖…..」如果要探究,還會有更多的解釋,我們可以仔細將之分成地區、年代、顏色……。等等等等。
『我們來到這裡,能和他/她們說說話,其實是一種見證……』這句話出自另外一位成員口中。
見證,於是可以述說。
當然,他們並不知道自己的『述說』夠不夠格成為一種『見證』。他們只是一直說,希望能夠把故事說出去,以便『有人』見證。他們,指的是「綠島牌老先生」和『火燒島老太太』(註3)。從第一天遇到他們開始,他們說起被迫遺忘的曾經、如何在『裡面』求生、在外面『過日子』。有的故事熟練,有的重覆在一個圈打轉,像一隻被擊暈後橫躺在地不斷拍動翅膀旋轉的蚊子。
像鍵入『關鍵字』,我問你答。噩夢的爪子隨時就伸出來刮傷了現實。
使我覺得見證這說法實在過於單純,純的像不加冰塊的威士忌,輕易就能燒灼喉嚨。
2說謊者
小說家胡淑雯在《太陽的血是黑的》讓主角李文心的母親說了一連串的話,「還有,你大學畢業的時候,畢業紀念冊沒有你的照片:你阿公被他們關了這麼久了,為什麼他們不放過我們?」(註4)
事實是,那癲狂的話語、瘋人的口吻,透露的就是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屬背負起的,無聲的罪名。
脫離戒嚴,群眾歡呼,換新裝脫舊殻。於是,島嶼上才開始接連出現,轉型正義,令人費解的名詞。
其實不難,我上過,而且我很專心。像營隊結束後,綠島牌老先生上台致詞說的,『我也有認真抄筆記噢!』逗得大家笑呵呵,那樣專心。
轉型正義那堂課教我的第一件事是,個人在集體中如何發揮平凡的邪惡,使獨裁政權得以順利施展、威權的幽靈如何支配、如何再現。於是,電影《第一名的煩惱》裡的母親不肯讓自己的女兒說真話。因為說謊這項「技能」成了保住性命,生存的唯一方式。於是,壓迫者劇場翻版在小組分享上演了,讓台下任何一個人選擇上台替代告發者,以便推翻上一個『版本』的故事情節。誰都可能/以成為加害者,誰都可能/以翻轉受害者的未來與悲劇的可能。
然則,故事已經發生,版本不能逆轉。再如何假設都不能改變已經造成的事實,我們只能從中體會,並且不要讓下一次發生。這是講師再三提醒我們的。
可是,要如何才能讓原本的故事得到完整版,或者至少,數位修復版呢?
於是,轉型正義那堂課教我的第二件事是,『我們要如何創造讓加害者願意走出來的社會。』
3紀錄者
威權告訴你,你只能有一種選擇。選擇談政府的時候,你要避重就輕,選擇話題的時候,你要學會去政治化。活命,就要聽話。
於是我們記錄的方式就必須挑選視角。我們要用歡愉的文字記錄日常生活的點滴,吃飯前要拍照打卡。我們之追求『更好的生活』,於是城市裡開始投資房地產的、股票炒房的、打時工或白領穿冷氣的,仿佛都前往同一個目標的路上。但快樂像粒感冒藥,治標不治本,快又無效。
所以從營隊出來後我想告訴別人的是,其實你有別的選擇 :到現場去、遇到嚴肅的話題不要逃避、強迫自己重新考一遍、別什麼都等人餵給你……
朋友說,你這樣太咄咄逼人了。
我語塞,對於群眾原來我又總是欠缺思考,沒有轉換語氣、或是觀察對話情境等等的斟酌,我真不適合說話。
當下我暗自決定,能寫出一篇就好。能夠讓我寫出一篇足以見證這一切的文章就好!
註1引用自《等待卡帕》頁169。
註2引用自《等待卡帕》頁169。
註3引用自《太陽的血是黑的》頁299。
註4引用自《太陽的血是黑的》頁346。
參考資料
1、Trisha Ziff,《墨西哥手提箱》(The Mexican Suitcase),86 min,Documentary,24 August 2013。
2、胡淑雯,《太陽的血是黑的》,台北,印刻,2011年。
3、Paula Markovitch,《第一名的煩惱》(The Prize),Spanish,105min, 12 August 2011。
4、Susana Fortes,葉淑吟譯,《等待卡帕》,初版,台北,原點出版,201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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