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馨勻

關於一些答案，還有如果要對這五天的活動做一個理性的分析與檢討，我可能做不到。 在這個白色之路人權體驗營裡，我再次體驗到第一次睜開眼睛看見、第一次讓聲響傳進耳道與鼓膜的感受。 你如何教一個初生之物發出完整的言論？ 只有斷續的吐出字詞代表無限感懷。


因為被熱烈討論的景美人權園區裝置藝術爭議事件，營區的地點第一次在印象的地圖上模糊地標出。在藝術家湯皇珍老師與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的吳乃德先生主持的"歷史記憶的藝術"座談會。第一次見到了"歷史中走出來的" 受難者與受難者家屬。

座談會從開場就非常熱烈。但都還沒有藝術家發言，話題都聚焦在爭議的作品與文建會如何不公平。當受難者與家屬們接二連三的表示作品應該被破壞、丟棄，且提出"粉飾"這個帶有貶意的動詞----主詞是政府ˋ或是藝術家。我忍不住了，覺得我們需要溝通。

我提到政府的"文創產業推廣"對藝術環境的扭曲等等，及，做為一個年輕的可能的藝術工作者，我們非常希望能站在受難者與家屬的角度，經由他們的經驗分享做出可以為他們發聲的創作。

我以為自己正在說對的事。

但當前座一位白頭髮的受難者慢慢回過頭來盯著我。我幾乎說不下去了。 開始語無倫次，最後以"我們不是任何人粉飾什麼的工具" 顫抖地閉上嘴。

那瞬間我感到自己的天真與淺薄。 那位長者的眼神、以及他後來轉身回去的背影讓我覺得沒有資格嚷嚷著、吹噓著藝術與自己。

這個座談會開啟了我與這段歷史相遇的機緣。




在這裡獲得了許多背景知識讓人收穫頗豐。像台灣早期左派，省工委的組成、還有數量龐大的外省受難者---- 許多人會刻意迴避這段被曾經隱藏的軌跡，常是誤認它是一個敏感的族群議題。但真相版圖的完整度讓我們能看清這段歷史的脈絡，進而打開了許多思考的空間與溝通的面向。

在最後幾天關於歷史紀念館的議題也非常有趣。雖然我帶來的疑惑"為什麼不需要藝術家"這個問題已得到了回應。 就在幾天下來與受難者長輩、以及家屬們的談話中，心裡已隱隱得到了結論。

即使一次次心靈的衝擊，讓人很難冷靜、理性地思考。



第一個活動是<白色見證>記錄片。當蔡焜霖先生描述他關了十幾年被放回家的情景，他模仿母親對進門的他罵到：死囝仔。的語調。 無法控制，就像博物館長長一面玻璃窗朝著你的心口摔碎。我踉蹌地進ˋ入時空之門。

跟我們說第一句ˋ話的長輩是朱伯伯。他喜歡用"關於這個問題呢，我給你們說..."開頭，然後"報告完畢。"結束。這是後來幾天的觀察。 但第一次聽到他的發言，我甚至懷疑這個營隊活動是否能繼續下去。

因為那真的是太痛了。" ... 那時根本不會想自己能活著出去。報告完畢。" (阿伯被捕入獄時只是一個紡織工人，因為二二八事件與國民黨腐敗的影響與同事入省工委，被主事者供出，接下來30幾年都在獄中度過。) 本來想要以平靜的態度與表情跟我們講述的阿伯，那句報告完畢是抽噎的。


我一直無法想出任何問題問長輩們，因為不想看到他們被問題刺痛。不想讓他們失望，我怕我提不出有水準的問題。我只想聆聽。如果他們願意說出來，並感到好一些。

不過接下來幾天，很欣喜能看到朱伯伯持續陪著我們一起行動，為我們解說。還有其他有精神的長者，正如第四組一位同學所說的，光是看到70多歲的張伯伯拿著數位相機錄影給晚會節目錄影，就覺得感動到有淚點。我一直很喜歡一位長輩提到"火燒島回來的人"時，開朗(有點為之驕傲)的語氣。雖然他只有在第一天能陪我們，但頒感謝狀時說有時間要再來的熱忱。讓我們覺得很樂。年紀大的韓伯伯與李伯伯更幾乎是全程參與，他們都有種老紳士的風範。(尤其李伯伯一些用台語組織的語句，文采醇厚、優雅。很可惜他大部分時間為了全體學員而用國語講話) 雖然政治立場完全相反也互相尊重包容。

這些是50-60世代，經過最艱難時代的人。他們許多人出獄後仍被監視、被社會排擠。 但他們生存到了今天，沒有被打垮。 還有訴說的聲音與勇氣。雖然他們的經歷比70-80年(例如美麗島一代)更常被人忽視，且時間一點一滴的不夠了。他們正在凋零。

有人第一天就問希望是什麼。 長輩們說：就是未來的你們，能享受自由，不要忘記自由。 抑制著沙啞的聲音與情緒。 最後一天，張伯伯說，雖說全部都托付給你們了，但也不只，因這對你們太沉重。我們也會繼續為揭開這段歷史真相、為轉型正義努力。了解到長輩如何看待我們年輕一代，並不是要我們完全承接未曾經歷過的歷史創傷。而是要協助我們開拓社會的未來。

我本是個與故鄉歷史關係更疏離的人。這裡大部分的事甚至沒有課本與老師為我簡單帶過的勾一點眉目。因為大家在讀台灣史或說準備考台灣史時，我正在異地(中國大陸) 念著不屬於自己的歷史。回到台灣，我不知道自由是什麼，它令人不安。我跟許多人一樣敏感又冷漠，對表態、追求與辯論感到疑惑甚至嫌惡。 不知如何觀看歷史，因為我畏懼又空虛。

能親身聽到、見到歷史。光是在前往馬場町遺跡等地的途中，就我感到滿足而幸福。但很多時候也讓我想逃走。 因為怯弱。幾天下來幾十年悲傷、嗟嘆壓縮在一顆腦子裡。我覺得我快爆了。

張伯伯的一番話感動人到心底。直到那時我重新體會到幾天來所有長者訴說的話語中，那些艱毅的精神，從他們在與現在的我們同齡被捕、被刑求的當時，未曾改變過的。還有，源自對其他受難同伴的來不及的悲憫，轉為與未來同行的慈祥。

教我們，不要逃避那些幾十年來血與淚爭取到的珍貴自由。 讓他重新灌溉社會與人的靈魂。


70-80年代的長輩們更有活力。(不在場的一些人已以此為籌碼躍升為政治名人) 這一代有很多人現在還活躍於社會運動，尤其是與白色恐怖歷史相關的。他們都很幽默，早在選修課"記憶拼圖"的前夜一小組與長輩夜談，學員們回宿舍都興致勃勃的跟各組同學分享與長輩們的對話。

我很佩服我的學員伙伴們，他們都自信且熱情。 每每提出一些很值得探討的問題，結合對現今社會的觀察與批判。大眾普遍認為台灣青年不及中國大陸及外國學生關注社會與歷史問題，甚至覺得我們只懂享樂，沒有責任感和使命感。但在這裡我看到了他們踴躍的提問，認真的感受。並且開朗親切的與長輩們對話的年輕人們。

在營裡講解的研究生學長姐們，還有關於受難者家屬議題的討論，只比我們大幾歲的受難者第三代更是親近的模範。他們更有理性的思維與專注致至的求知精神。而他們許多人也並不是社會、歷史科系專門。只因為不想忘記某次偶然睜開眼，窺見這段歷史的瞬間。




這次營隊活動的四個地點，其中有三個我決定會改天再訪：景美人權園區、馬場町、鄭南榕紀念基金會---- 關注景美人權園區建設的後續發展、參加馬場町的春祭(有機會的話，去這次因天氣無法前往的六張犁公墓)、還有詳細參觀鄭南榕基金會，因行程緊湊不及參觀的部分。

這次在這裡意外地發現了學校老師的作品(施並錫老師的<韶華燦爛˙熾然照耀>)，這個作品在空間裡不讓人感到突兀或其他不適。我認為它成功的在這個紀念館的合適位置裡安身。我將會回去訪問老師關於這幅作品創作的歷程。希望能對個人在"藝術與紀念館"這個問題的思考有些啟發。

最後一個空間，我只想將它放在心裡的角落。雖然，它的地點離學校與住處不遠。雖然，我們在那天中午享受了美味的菜餚。雖然，我們在這裡認識了愛唱歌仔戲、慷慨幽默的一位阿嬤，與她的女兒，一位真摯地為家鄉做事的女士。

這個地點是義光教會。田秋瑾女士在這裡為我們講起那一段撕人心肺的悲痛故事，以她的意志與承受力。營隊手冊上的背景介紹簡短的幾個字，散發著寒意。聲音是柴，痛楚像烈火一樣燒灼著，隨著語句的釋出蔓延。這樣的氣氛與情緒，我又想逃離，但這是何等的卑鄙？ 田女士將背負其一生。而30年前在這個地點，林家人逃不出恐怖的迫害陰謀。

教會工作的阿姨告訴我們，可以去看地下室，現在已經變成小朋友上主日學課的地方。

我看到風琴、圖畫書、以及白板上小朋友們練習寫的英文字和注音符號。回到樓上，我們坐在一起吃田阿嬤作的米糕與其他豐盛的食物。必須得告訴自己，不能再哭。

ˋ


眼淚擦乾了，冷靜下來。 該怎麼做？ 最後一堂課"年輕人可以做什麼" 不知是不是時間不夠了，除了研究生們的分享。學員們還沒有答案。我很慶幸，營隊並沒有像"每個人都要輪流上台發表意見"的活動。 不是怕出醜，而是，這裡不是自我表現的舞台。面對歷史與社會問題，或多或少，你得將自己融入在其中。不說奉獻這麼偉大，而是有助於溝通理解的謙和態度。 因為雙方互動的過程中，產生的影響也是相互的。

一開始，我的參加理由，可以說是單純的個人欲望---- 想要填滿歷史認知空白、想為自己建構"台灣人"身分的欲望、想要知道大眾對歷史議題的藝術創作的看法、重新確認"將來可能的藝術家"自覺的欲望......滿足與否暫且不談， 而到現在還沒想到能為受難者、為社會做些什麼。

五天下來，資訊量非常龐雜。 但它們只是這段白色恐怖歷史的冰山一角。 離開這個營隊，可能得花更多的心力與時間才能找到更豐富準確的訪談內容、以及歸納統整好背景知識。而除了持續閱讀，很多事非得馬上做：採訪記錄更多口述歷史。與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合作。追趕長者們的時間與生命。還什麼可以馬上做？ 問你。問你能做什麼。讓你反問我為了什麼做什麼？ 盡可能的告訴你，白色恐怖這段歷史與它的意義。我們一起想。然後一起做。

在這個時代裡，我們很多人可以一起作許多事。


可以談論、可以唱歌、可以開讀書會、可以上街頭......

而不怕被囚禁、被剝奪生的權利。


因為，



自由。

我們擁有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