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耀緯

四年後，復歸「人權之路」

時隔四年，再一次回到人權之路青年體驗營。滄海桑田、物換星移的感覺，在踏出嘉義火車站的那一刻即已迎面襲來。

　　2009年的第三屆人權之路，是第一次以本島城市的威權迫害與轉型正義記憶作為主體的營隊，地點就在平日生活求學之所在，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台北市。四天三夜的行程，學員和長輩們的足跡遍及景美軍法看守所、六張犁墓地、義光教會、自由時代雜誌社及蔡瑞月舞蹈社，從195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到解嚴民主化的台灣歷史軌跡，透過各個地點的實地踏查，以及親歷者的述說，逐一浮現出了輪廓與血肉；來自韓國四三事件、光州民主化運動的國家暴力迫害與轉型正義經驗，則為我們帶來一面對照的鏡子，除了反思自己的國家在民主化之後對轉型正義／過去真相追查的怠忽甚至抗拒，也為日後與時間和權力競賽記取過去錯誤，釐清責任歸屬以追求真正和解共生的努力，提供了可能的思考方向。

　　那時的一切還常常浮現在腦海。忽然之間，竟已相隔四年。那時認識的人們有的仍然熟悉、有的仍在聯繫，因故反目的有的還能和解、有的卻再不往來；時局的網羅不斷收緊，各方面的自主性與獨立地位似乎都在逐步流失；在這愈發躁動不安的時節，我先是為了完成論文而逐漸從街頭、從網路淡出，離校後又入伍在外島完成兵役，在空間的雙重隔離下，只能從新聞畫面得知社會抗爭與公共議題的碎片，卻無法在所處的環境裡談論太多（這時才明白自己解讀資料的能力終究不甚高明）。退伍至今，則是一面在社會邊緣掙扎著尋找一個（不管多麼暫時的）位置，一面和心中出於對前途的絕望而寧願放棄一切的衝動每日拉扯，同時又想盡可能把錯過的每次事件補上，而穿梭在街頭巷尾，卻總在街頭的行動之後對於進一步投入感到茫然，甚至畏怯……

　　偶爾也會想起四年前交卷的那篇心得，但當初許下的諾言「自我除魅，而後重新上路」，如今卻愈益映照出自己這些年來的煩惱焦慮與不知所措，停滯不前更不在話下。在偶然的機會裡，再次接到友人的邀請，得知「人權之路」青年營組織改造、重新出發之後正在招生，儘管早已離開學校，卻還是想再次加入，試著為當下徬徨不前的自己充電，同時找回相隔四年散落在時空中的那些承諾與感知能力。

　　就這樣，在一月最後一個週末，臉龐由於社會歷練缺乏還有點學生氣味的我，揹著簡單的行囊，獨自搭上南行的列車。 

一 

　　相較於過去幾屆營隊著重討論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案件，以及其下盤根錯節的中共台灣省工委脈絡，重新上路的「人權之路」營隊今年將時間向前推，回溯到二二八事件，並以衝突最激烈的嘉義作為現場，試著探索那個讓台灣人祖國夢醒，創巨痛深之際開始接受左傾思潮，投入地下反抗，直到被退守前來的國家機器在戒嚴體制下全面鎮壓的連鎖反應觸發點。

　　關於二二八，在教科書的簡短介紹，以及兩大陣營政治人物每逢選舉場合及紀念儀式的姿態消費中，大多數台灣人都以為自己早已熟知了，官方的補償早已解決問題了，可以順理成章放下過去向前看了，對於還沒忘記這段歷史的人們也變得越來越不耐煩，乃至對這個名稱產生排斥反應；政黨再次輪替前夕，更出現了以增補真相為名，對官方有所保留的定論極力翻案，對死難者再次入罪，對在世的研究者大肆誅心詆毀，乃至創造出「民逼官反」這類新詞彙的「學術研究團體」。當翻案的聲音和要求全面公開資料，還原真相的聲音在媒體版面上喧嘩，對這個歷史名詞還有些關心的人，很難不驚覺自己至今為止的瞭解其實並不如自己所想的完整，甚至，只是皮毛。

　　因此重新回到衝突最激烈的地點，閱讀相關記載與證言，聆聽倖存者或受難者家屬現身說法，正是今年的營隊引領有志瞭解這段歷史的人們重新接觸的方式。在文字記載與長輩們的敘述中（還有吳明勇老師對於台灣政治社會歷史引人入勝的解讀），兩種不同文化思維與行動的衝突，以至經驗認知的格格不入，即使先前已略知一二，仍不免感到震撼：異族殖民時期參與政治抗爭，在殖民當局的法律下判刑數月至兩三年不等，對後果如此預期的台灣人，幾乎預料不到在內戰戰火延燒卻尚未正式進入戰爭狀態，憲法頒布實施的祖國，上街抗議政府不當作為與調解官民暴力衝突的後果，竟是毫無差別的死於非命（甚至屍骨無存），以至家人長期受到歧視。可即使是如此赤血川流的肅殺狀態，仍有許多社會領袖人物明知前途未卜或凶多吉少，卻從未逃避自己的職責，為了化解衝突、解救無辜挺身而出，不惜以身獻祭，例如陳澄波、盧鈵欽等參議員，以及事變後將槍械運回部落，使清鄉部隊入山時不敢造次的高一生、湯守仁等鄒族領袖。如同台灣各地在衝突中冒險拯救外省鄰居的義人，這些扛住地獄閘門，犧牲自己保全多數民眾的社會領袖，他們所散發的人性光輝至今仍值得我們追念，他們的事蹟更不該被概括化約或湮沒。

　　為事件親歷者留下證言是與時間賽跑的工作，1990年代張炎憲老師走遍全台各地，採集各地二二八事件的倖存者及受難家屬證言時，這種急迫感想必已十分深切；我們在事件後六十餘年的今日，仍能與九十高齡的兩位長輩對談，不得不說是極大的幸運。和我們這組對談的張岳楊伯伯，當時是隨同許世賢參議員（倖免於報復之後連任多屆省議員、嘉義市長）到水上機場與駐軍談判的年輕記者，事後曾一度被捕下獄。解嚴後曾多次前往中國遊歷的他，對中國現狀及人性世情頗有歷練，但在勉勵我輩記取歷史教訓，勇敢追求共同未來之際，也不忘叮囑我們應當認識及體驗中國，畢竟，無論去向何方，這個巨大的鄰居終究是我輩所必須面對的。

　　來自長輩的這份任重道遠的期許，也正是我們在轉型正義的努力中所要達成的目標；公布歷史全貌、釐清責任歸屬，就是為了平撫非民主情境下的創傷與不公，而後重新開始建立一個共同的未來。只是，在勇敢追求未來之前，我們終究必須瞭解過去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釐清誰該對這樣的傷害負責，而今天在這個島國的公民，卻仍有許多人在看過《牽阮的手》紀錄片之後，才驚覺先前對於美麗島事件、林宅血案、陳文成命案、鄭南榕自焚等民主化進程中的重大事件其實所知甚少，於是開始對以往的事不關己心態有所反思。在相關檔案資料並未完全公開，如今更因「個人資訊保護法」生效而對檔案查閱運動進一步產生限縮，影響相關歷史研究的此時此地，我們的第一步其實還遠遠沒能走完。正如我的一位恩師所言：「我們還沒記得，怎麼卻要我們忘記？」未能全盤瞭解過去、釐清責任歸屬的轉型正義終究是不徹底的，即使是和平轉移政權，以放下過去向前看自豪的西班牙和智利，近年來也必須開始面對及處理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皮諾契特（Augusto Pinochet）獨裁統治時期的人權迫害血債，進行先前所擱置的究責。這在第二天的課程中還有更深入的探討。 

二 

　　三天兩夜的營期中，徒步行腳可說是最令人難忘的片段之一，而實地踏查在營隊課程安排中也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從下榻的教師會館到二二八紀念館上課教室的往返路程，以及從陳澄波文化館、洪雅書房、嘉義舊監獄（獄政博物館），一路穿街走巷抵達北門驛玉山旅社的踏查行程，由於距離尚可接受，體力消耗並不成問題。（很難想像類似的行程移植到台北的場景，六張犁受難者墓地→景美軍法看守所→義光教會→玫瑰古蹟→鄭南榕紀念館的行程全用徒步進行，恐怕絕非半天就能走完？）而這一趟行腳路線的安排，在我看來，同時蘊含了轉型正義的兩大面向：過去的紀念，以及建立共同未來的理想基礎，在途中所見的景物中同時刺激著我們思考。

　　事件的經過以及對在地的衝擊，透過二二八紀念館、陳澄波文化館的紀念室陳設，以及江榮森老師的隨行解說，而在時空裡重現；在陳澄波的畫作取得國際肯定，市政當局對這位在地先賢愈益重視的今日，紀念先賢英烈的空間卻只能蜷縮於住宅大樓裡，旁邊的市中心廣大公園則用來紀念派兵鎮壓的獨裁者，外圍再以幾幅遇難者的畫作點綴，這不得不讓人深刻感受到平反與補償的膚淺浮泛；市中心的大街小巷裡，風味獨特的日式房舍仍然一區區林立著，即使在嘉義舊監獄的中央控制台上方，天照大神也還在神龕上與國民革命先烈、在監病故者齊受供奉，但在都市活化更新的名目下，這些文化資產卻往往乏人維修，乃至朝不保夕（稅務出張所、市役所的毀滅還是令人心痛），甚至作為全台最完整全景監獄的舊監獄，也是經歷一番抗爭才得以搶救下來成為文化資產，如此的破壞此刻正在全台各地越演越烈；北門驛、檜意森活村及玉山旅社經過在地團隊的經營，已是文化旅遊的好去處，可佇足其間卻又不免為本世紀歷經ＢＯＴ及車禍天災即報廢至今，始終無法全線修復的世界級登山鐵路──阿里山森林鐵路而扼腕歎恨……。

　　這不只是一段追憶過往，重現歷史的行程，更多時候是要面向未來，從瞭解生活環境的現況入手，在共同記憶裡由下而上打造公民社會的未來藍圖。只是，在實現這個共同未來的路途上，卻有太多的考驗需要面對與克服，正如四年前張茂桂老師說的：「民主從不承諾一個玫瑰花園」。

首先還是得回到轉型正義與真相和解工作。錯過解嚴初期的幾年以後，追查完整歷史真相，釐清責任歸屬，甚至完全開放相關資料的最佳時機似乎也就流逝了，即使在第一次政黨輪替的八年中，轉型正義也無法隨著本土政權上台而有任何進展，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遭到污名化，被貶低為政治鬥爭技倆。這屆營隊所介紹，並由陳瑤華老師帶領大家探討的他山之石，是紀錄片《長日將盡》（Long Night’s Journey into the Day）所敘述的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運作情形。但在推崇圖圖主教（Desmond Tutu）這套「以完全揭露真相換取司法赦免」的機制之際，老師也明確指出，這畢竟是在種族隔離廢除之後，白人既存勢力仍大於黑人新政權的情勢下所產生的；實際上，將武裝對抗種族隔離體制的運動者和暴力鎮壓異議者的前政權軍警同時放上法庭，在這樣的力量對比下其實已不甚平等，在委員會結束時，（請求）揭露真相以尋求赦免的黑人人數也遠遠高出白人。儘管如此，畢竟不得不承認，相較於強人所難的完全放下過去不予追究（西班牙、智利終究得回頭面對軍人獨裁時期的那些血債），或是淪為派系循環報復的巴勒斯坦或波士尼亞，這還是目前已知的較為理想的轉型正義方案之一。德國自二戰結束至今的非納粹化，是個人所知較為徹底的過去清算與重建民主成果，但那是經過一場世界大戰和亡國之後才有可能實現的；台灣既無法承受非和平轉移政權的後果，甚至已經錯失追求真相與和解的最佳時機，那麼，恐怕得從民間社會最根本的經營開始，由在地生活環境逐步深入文化、歷史議題，透過日常的討論與辯證，才能為共同正視與理解歷史，追求共同的未來奠立基礎？

由此進入了自基層打造公民社會的追求。透過在地工作者的經驗分享，以及其他相關資料參照，我們從一開始就能明白這絕非容易之事：洪雅書房的余國信大哥為了土地與環境議題四處交流、紮根，踴躍參與社運行動，同時維持書店的文化空間，但在協助修復玉山旅社的過程中，仍不免面臨經濟上的困窘，登報賣車籌款；桃山文化館的林瑞霞老師在一連串搶救文史遺蹟，投入在地公共事務的行動中也屢屢落敗。但他們仍堅持從生活最近處的社區開始努力經營文化與環境議題，從而將影響力逐步擴散出來。而過去六十多年來迫害人權，壟斷政治自由，至今對於人權保障仍心口不一的主要究責對象──二度政黨輪替後重新上台的當今執政黨，在地方上的基層組織以及和在地頭人互利共生的能力卻又盤根錯節，無遠弗屆，這對於社區工作的資源取得及議題推動，也是不容忽視的影響因素，至少，在大都市甚至首都圈或網路世界中較能得到共鳴的進步議題與公民社會價值，在廣大的鄉鎮基層社會中必定要改變策略或表達方式，鴨子划水步步為營。

只是，參與式民主工作坊的基層議題推動實驗卻證明了，即使是在關懷議題相近、歷史理解也因營隊而逐漸趨近的群體之中，要透過討論首先找到一個在地議題，確認可能的優勢／劣勢／機會／威脅，而後擬訂具體行動方針，都並非易事。特別是面臨急迫狀態（議題本身的時效性，或時局緊急）時，自認為表達能力較強或理解較深入的參與者極可能直接壟斷議題，直接將自己的意見作為共識向外表達，從而剝奪其他人的參與空間。我在工作坊和組員們一起發表「將中正公園改名為陳澄波紀念公園」議題的搶回應舉動，正是以自己的認知對外綁架團體的錯誤示範，之後一度抽離第二輪討論而錯過參與，則更是錯上加錯。儘管由於時間有限，第三階段的具體行動策略只有一組繼續完成（第四組對於撤除蔣像議題的校園討論），這樣的實驗機會對於有志關心參與公共議題者，仍是彌足珍貴的，至少能讓他們在看待現狀及相關議題時少些自命公理正義的幻想，多一些尋求行動方針及可用資源的務實。結業式過後，第三組同學們在二二八紀念碑前編導演出的高一生生平戲劇，其實也是一種有效的實踐，從個人的感受以及現場其他觀眾的評價看來，他們的確透過戲劇的形式，將原住民菁英人物的生平、受難及牽涉其間的近代化、國族認同等一切複雜課題，引領著共同參與表演的觀眾一起更深刻的思考歷史，鑑往而知來。 

　　搭上北返的高鐵告別嘉義至今，又過了三個星期。回想一月底的這一段經歷，當然也就不得不同時面對這四年來的自己，至少是重返社會近半年來的自己。結果是，這四年來似乎並沒有變得更寬容、更能與人對話或更有行動力，反而更憤怒、更褊狹以至於自我封閉了。部分原因或許是外在客觀環境最近兩年裡持續惡化，自由與人權的流失速度不斷加快，立場相左的人們對話的空間也正在萎縮；更多時候則是由於自己對於參與、投入議題的不得要領，或是無法更進一步投入行動有所貢獻，如此「幫閒」姿態引起部分組織者的不耐、反感與排斥。總之，除了在街頭的不同場合來回奔走的龍套式「群眾」角色之外，沒能發揮什麼作用。

　　對於前途的預感整體上是悲觀的，但對於溝通和對話從疑慮逐漸加深成不信任，卻不盡然來自於悲觀主義；親身體驗的來自關懷相近者的封鎖與排斥，來自立場相反友人的背刺暗箭，更多時候則是放棄說服家人之後的無力感，隨之而來的則是毫無自信和他人討論，卻又無法安於緘默，而在臉書（過去是bbs）的特性下，成了一段段零碎而片斷的嘲諷或論斷。這種表達方式又反過來對書寫能力甚至說話能力帶來負面影響，直到無法寫長篇文章或清楚說完一段話。至於缺乏耐性，自以為是，不顧一切的自尊心和過於二分的善惡觀念，在屈指可數的參與討論機會中更是有害無益。

　　遠離台灣，人在部隊中的那些日子，看著包圍小島的大海，總是在期待著自己經過小社會的歷練之後，能以全新的面貌為自己關懷的事物做出貢獻；但重返社會半年之後，卻不得不承認兵役生活其實並不構成所謂的「歷練」，我終究還是沒做好進入社會的準備，遑論參與議題、投入行動。許多時候不得不懷疑，以現在的狀態一頭熱地上街頭，參與行動，到底對於整個議題是幫助還是拖累？甚至，我如此迫切想要投入任何議題的原因又是什麼，是想要補償過去一年的虧欠？還是為了轉移越來越無法解決的個人困境，在結果愈發無可避免的時候還想著拖延或迴避？

　　相隔四年兩次營隊的經驗，如同照妖鏡一般讓問題重重的自己變得更加無所遁形。至於要如何改變如此紊亂的個人狀態，在參與中逐步調整恐怕不是好主意，畢竟團隊中的其他人並沒有義務容忍這樣一個狀況不斷，無法安頓自身的人。要再像趕工論文的那兩年般沉潛絕跡（其實那時也並非完全從街頭或網路上消失），卻又感到於心有愧，覺得似乎還可以做些什麼。但現在這種在轉貼文章、現場攝影紀錄的初階參與上無從進展與深入的狀態，卻像是術後復原的某種高原狀態（plateau effect），無限迴圈著不知何時能脫離。

　　或許終究需要一個相對穩定的位置與獨立的收入？但在全力尋找、爭取以及穩固這個位置的過程中，是否相對的必須犧牲自己目前的信念與關懷？只是，遲早必須經歷的進入社會過程，或許正如公民社會議題的基層經營，只有親自經歷過，才能清楚認知自己的信念與關懷強度，以及自己相信和投入的理由，同時獲得不可缺少的適應能力與表達能力，公民社會的概念和各項議題才有可能透過自己的力量而真正推廣出去。三月開始的一份差事，或許會減少出沒街頭甚至網路的頻率，但與人接觸所必須的溝通和表達能力卻有機會得到磨練，似乎是一個重新開始的機緣？

　　仍然期望能為自己所認同、相信的這些價值做些什麼，但似乎到了必須調整節奏，轉變關懷和參與方式的時間點。這就是四年後復歸「人權之路」的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