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欽

在這樣一個自由民主的時代，歷史的真相本應該可以很容易的揭示出來，因為沒有任何人和組織可以阻止人們對歷史真相的探尋，更不會有人因為這種探尋而遭受打擊報復。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因為人們的漠視還有許多相關人的刻意隱瞞，再加上歷史研究資料的尋找不易，還原歷史真相就變成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某種程度上說，人心的冷漠恐怕是探尋歷史真相的最大障礙，但是冷漠的問題其實比較容易被發現，而在自由民主背景下人的價值預設和偏見，則很難被人們清楚地認知，反而在自由、多元的價值下被掩蓋，其對探尋歷史真相的戕害也就很難被發現和預防。

此次嘉義青年體驗營無疑是一次對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歷史真相的探尋之旅，因為這個營隊，很多青年學生有機會可以較為直接的接觸那段歷史，給我也給很多同學帶來衝擊和教育，讓我們能夠更好的認識和理解過去威權時代給自由乃至生命的傷害，提醒我們更加珍惜現在自由的環境，並希望以後能夠以此為戒，避免悲劇的再度發生。

但是，這並意味著我們探尋歷史真相的努力就可以照此一勞永逸的走下去，因為不同的群體對同樣的歷史真相有不同的認知和體會，這當然是包含著觀點和利益取向的對立，但也應注意的是，不同群體也有其各自的需求需要面對與照顧，而這在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的討論中，通常是容易被忽略的。因為探尋歷史真相本身有其必要性之外，它的重要功能還在於幫助不同群體盡釋前嫌，實現族群和諧。但從現在的實踐來看，離這個目標還有很大距離。因為不同群體連起碼的相互傾聽都做不到，遑論相互理解。進一步言，即便是相互傾聽和接觸，仍然對彼此的諒解幫助不大。

之所以如此，可以從兩個對立理論的探討中尋找到某種答案，一個是接觸假說（contact hypothesis），一個是社會認同理論（social identity theory），前者突出交流接觸的感化作用，後者則強調既有認同的侷限效果。就前者而言， Gordon W. Allport（1954）的研究指出，親身接觸的經驗，將可扭轉既有的態度，提升相互信任，化解彼此緊張與敵意，進一步地，當互動雙方彼此地位相仿、追求共同目標、背後制度促成（例如相關的法律、習俗與當地氛圍等），以及認知具有共同利益和承認基本地位時，族群接觸將更容易創造出良性的關係。但是，對立的觀點對此說法提出異議， Clifford Geertz（1973）認為，即便族群需要經過建構，但建構所依據的「原生聯繫」才是族群形成的關鍵，Anthony D. Smith進一步指出，族群社群形成的過程，在「意識到」自己擁有與其他群體不同的起源神話、儀式傳統、符號象徵或歷史記憶，因此深受既有「身份特徵」的制約。

因為人們對不同群體的觀感並非無本之木，而是受其原有意識形態和教育內容的深刻影響，並不是那麼容易被改變，特別是原本存在敵對意識的不同群體交往時，一方很容易自我保護起來，帶著懷疑的眼光審視對方的一切，抗拒對方對其可能帶來的觀念衝擊。也就是說，當一方帶著偏見審視對方，並且由此認為對方的一切說辭和表像都是偽裝或帶有特定目的，那麼即便交流再多，恐怕對扭轉其刻板印象也是無濟於事。這正是目前不同族群在看待歷史真相問題上的真實困境，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這個問題是無解的。從上述理論的探討中可以看到，所謂的刻板印象並非牢不可破，它的突破點就在於互信的建立，雖然這個過程很難，但依靠長期的互動，特別是重複博弈過程，總會使過去的刻板印象產生鬆動，進而使一方對另一方動機的判斷產生變化，由此慢慢就會使兩造的互動步入正常軌道。

就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真相的探尋來看，不管是外省族群還是本省人，都應該充分的接觸對方對歷史的描述和價值判斷，並儘量創造各種機會使雙方能夠開誠佈公的互動。但必須要做到的是，雙方要約定規則那就是在討論中儘量減少預設立場，或者時刻提醒預設立場的存在，如此才能讓交流的的雙方逐步意識到過去刻板印象的問題，進而不斷的理解對方的立場，從而為族群的相互理解創造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