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德國經驗看台灣轉型正義〉
多年以前，有一個人叫麥可傑克森，他唱了一首歌，叫”They don't
care about us”（註一）。這首歌意在傳達弱勢族群受迫害與忽視的憤怒。然而傳出後，反而因為當中一些歌詞中出現的猶太歧視字眼，如”jew”和”kike”，反而使歌曲遭禁播、麥可的聲望也隨著這首歌與「戀童案」的傳開一同江河日下。無論如何，這首歌的歌詞其實很生動地描述出受支配族群的處境，如其中一段：
Beat
me, hate me
You
can never break me
Will
me, thrill me
You
can never kill me
Jew
me, sue me
Everybody
do me
Kick
me, kike me
Don't
you black or white me
All
I wanna say is that
They
don't really care about us
作為文章的開端，這首歌很適合啓發我們去思考：「究竟我們應該如何面對與處理過去威權時期的遺續與造成的傷痛？」
1993年電影《辛德勒的名單》引發廣大迴響。史蒂芬史匹伯本身拍攝這部電影的意義，在於對與個人相關的猶太受迫害史做一份回顧、交代與致意；導演在拍攝這部影片時，刻意收斂相較於《大白鯊》、《侏羅紀公園》的華麗運鏡與特效，而使影片於一種紀錄片式的素穆氛圍中完成。導演拍完這部影片後，還出資設立「SHOAH歷史真相基金會」。顯見，這些舉動其實是導演自身對於「轉型正義」的努力。辛德勒這個人，本身就是「轉型正義」的象徵，被史蒂芬史匹伯置入成為影片的主軸，藉以在時代感上契合，以一種英雄的形象為現代轉型正義注入更多的震動與想像。辛德勒是二戰歷史中少數可以在當時阻止猶太人遭到屠殺的人，參照影片，他的事跡大致如下：首先考量能力聘請伊薩克史丹，一名猶太秘書，去幫他運作一個軍用搪瓷工廠。這一開始似乎真的是為了錢，當時辛德勒甚至自豪地說：「失敗不是個人的原因，只因為缺乏了一樣東西：那就是『戰爭』。」辛德勒一開始只考量猶太人比波蘭人便宜，不介意猶太人甚至分不到半毛工資。但一切的轉捩點發生在，當資本家與工人面對面，發現到伊薩克篩選來的竟是獨臂老人，資本家感到憤怒；然而那個當面給辛德勒感謝的人，旋即因為獨臂被認為「加倍」無用而慘遭士兵射殺。在目睹屠殺的慘況後，辛德勒開始計畫猶太人的營救工作。最後他轉型的武器製造工廠在七個月間沒有生產出半件能用的武器，反而為了猶太工人的生計而散盡了辛德勒所有的資產。最後他藉由一份名單強勢營救出了1100多名的猶太人，即「辛德勒的名單」的由來。
當時猶太人即使被隔離在猶太隔離區內，尚可在教堂裡偷偷做黑市交易，而金錢已然失去效用。然而，到了1943年3月13日 ，猶太區淨空及屠殺開始，將猶太人陷入暗無天日的地獄中。例如，影片中震撼的一幕是，一名大學工程系畢業的猶太女工頭對建築工法有疑慮，士官回說：「恩，高學歷的猶太人，就像卡爾馬克思一樣。」就把那女的殺了，再說「按照她說的做，把地基重新灌漿。」來彰顯權威。這反映的是大清洗前後權力宰治力量的差異。屠殺的畫面是冗長而不可卒睹的。電影中鋼琴聲搭配槍聲。遠景裡屋子的窗明明滅滅、屍體疊成塔高，連士兵都說：「真希望這他媽該死的夜晚快點結束。」也反應當人被箝制在一處密不透風的權力金字塔中，甚至連理性邏輯的判斷能力都會失去，或者在行為上必須違背邏輯，包括殺與自己毫不相關的人。做為一個極權國家，納粹在意識形態的改造上也是不遺餘力的，作為一種現代的「封建化」，一種神話復興，那是一種個人忠誠由上而下的紐帶，中古世紀采邑式的忠誠，對血統純正的日耳曼人／亞利安人的集體效忠，小領主在現代轉化成為工廠共同體及其領導者，如同我們在影片裡見到的那樣。並且要達到這樣的效果，納粹主義生產「血液與土地」的教條也可說明一切——藉由將民族與自然聯繫在一起，將「地景多森林」與「先天上的優越」作聯繫，使「自然主義」與「民族主義」結合在一起，使之成為建構民族情懷的一種高尚手段，並合理化對其他「低劣種族的清洗」——是為其內部邏輯。
要談論轉型正義，我們首先得對轉型正義有一個定義。吳乃德於〈轉型正義和歷史記憶：台灣民主化的未竟之業〉一文中，大致給出了一個這樣的定義：「處置加害者，賠償受害者。」；「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則提出這樣的定義：「轉型正義是一個社會在民主轉型之後，對過去威權獨裁體制的政治壓迫、以及因壓迫而導致的社會（政治的、族群的、或種族的）分裂，所做的善後工作。」這些善後工作需包含：對受害者的「正義與金錢賠償」、對加害者的「法律與道德追究」、「還原政治迫害的歷史與真相」。這樣的工作通常牽連到無筆龐大的權力關係，因而也會遭受到種種阻撓，是為實踐上的困難。
不妨看一些國際間轉型正義實踐的例子。
納粹德國，是存在在許多人心目中的傷痛，二戰期間的納粹，屠殺了近六百萬猶太人，佔歐洲猶太人口2/3，是近代史上最血腥的一頁。然德國戰後的轉型正義又如何呢？首先，1945年7月11日 由蘇、美、英三方簽訂的波茨坦協定，奠定「由蘇、美、英、法四國共同佔領德國，解除德國武裝，控制可供軍事生產的德國工業，摧毀納粹黨的一切組織，禁止納粹主義復活，審判納粹戰犯，使德國沿著和平民主道路發展。」的大體目標。8月8日 ，美蘇英法簽訂懲罰軸心國戰犯的協定，包括通過《國際軍事法庭憲章》，成為其後審判納粹戰犯的法源，即紐倫堡大審。審判於1945年11月21日 召開，歷時十個月，。但不乏有漏網之魚，如據信執行活體實驗、篩選囚犯送往毒氣室的「死亡天使」約瑟夫．門格勒，即成功逃脫至南美，直至意外溺死。
而這樣的做法，在近代史上是充滿爭議的，例如傑克遜在給當時美國總統杜魯門的信中寫道：「同盟國正在犯下或已經犯下了我們所起訴的德國人所犯下的罪行：法國對待戰俘嚴重違反日內瓦公約，以至於我們正不得不採取行動要回分配給他們的戰俘；我們控告德國人搶劫而我們的盟軍卻大肆劫掠。」或者一名牛津大學教授提到：「雖然在理論上紐倫堡法庭看似合法，但這忽略了一個事實，即這個法庭違背了所有國家的司法制度。如果它的存在是合理的，那就不可能合法的審判一個間諜，因為法官始終代表敵國。儘管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人會要求法官必須是中立的。犯人有權要求法官是公正的，但不能要求法官是中立的。」總之，從法理上來看，「反人類罪」的制裁違反了「禁止追溯原則」和「罪刑法定主義」，更遑論審判過程中由於法官本身來自同盟國而產生的種種問題。
然而，我們依舊可以來看看德國政府近幾年在轉型正義的作為。例如，德國政府為大屠殺做出的賠償已達數十億美元。中間由國家最高領袖做出的道歉包括：1951年西德總理Adenauer：「德國人絕大多數都對猶太人所受到的暴行深惡痛絕，也未參與其中。」並說「滔天罪行被犯下，是以德國人民的名義，因此道義與物質上的賠償是有必要的。」更進一步是到2000年，德國總統Rau的國會演講的正式道歉：「寬恕德國人的所作所為。」為什麼由政府代表國族對歷史錯誤的道歉是有意義的？Michael
Sandel告訴我們他的社群主義觀點，也就是假如我們肯認個人的社群歸屬，那麼就無法免除這個政治社群的道德責任，集體的與歷史的，也就是「團結義務」。
台灣民主化至今已滿20年，和其他比台灣更落後、更貧窮、更缺乏知識資源的國家相較，我們台灣在這方面的工作進度是遠遠落後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台灣在民主化之後又由國民黨的李登輝 先生執政了十多年。國民黨是威權體制中的壓迫政黨，它當然沒有任何動機來檢討及追究過去的錯誤和壓迫。所以，台灣錯失了追求轉型正義的黃金時機。後來民進黨雖然執政了，可是在執政的頭七年，也無意從事這項鞏固民主文化、重建社會道德的工作。這些因素都使得台灣在轉型正義上成為落後國家。
—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
回來看看台灣，台灣歷經杭廷頓所稱「第三波民主化」歷程，並且素有「第三波模範生」的稱號。此一可供國際間借鏡的民主化經驗，卻在陳雲林來台期間受到了挑戰。國民黨在面對人民時的暴力作為，引發了威權復辟的擔憂，我們意識到—台灣民主如此脆弱，在「中國因素」介入下竟是如此不堪一擊。隨著隔天蔡衍銘買下中國時報，也為四年後我們一連串「反對媒體壟斷與中國因素干預」的街頭運動埋下了伏筆。現在來看，這些一連串的關鍵時刻，其實同時也暴露出了台灣在面臨「轉型正義」落實上的困難，那就是—台灣在第三波中民主化的過程中，與其他國家有一份很大的差異是，台灣作為白色恐怖劊子手的專制政黨—國民黨，並沒有在民主化的過程中被推翻、進而啟動一連串的轉型正義程序，反而是由黨國統帥蔣經國，在面臨反對運動風起雲湧及美國的壓力下，為了挽救統治正當性岌岌可危的政權，繼而逐步作出妥協，採取了諸如「吹台青」、逐步解禁等等的政策，進而使民主化衝決網羅。因為這樣的民主化歷程，劊子手至今依舊掌管我們的社會，於是也造就了轉型正義推動上的困難。處於當今台灣社會，我們不但甚少去檢討蔣經國代表的威權意涵，追究蔣家侵害人權的錯誤，甚至有學者將蔣定位為台灣民主化的推手。台灣藉由兩千年「政黨輪替」確立的民主化，吊詭的是，台灣的轉型正義由李登輝時期的「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開始，中間歷經反對黨民進黨執政期間，因為種種利益考量，在轉型正義的推動上也未能立竿見影。誠如O’Donnel所言，民主化常由由反對集團的「溫和派」與統治集團的「改革派」合作，繼而開始一連串的民主化歷程，一旦開始，便不會停止。台灣就是由統治集團「改革派」的李登輝、宋楚瑜與反對集團的溫和派如康寧祥、黃信介、許信良等合作，而開展出一股龐大民主化力量。姑且不論統治集團這樣做藴涵著多少的政治算計，「轉型正義」本身牽扯到統治階級的全面更替，即使是「另立新政權」的局面成立，脆弱的新生民主體制又時常必須向「既有的秩序維持機構」（通常也是侵害人權的核心組織）妥協，繼而使部分兇手免除被追究的責任，更何況台灣是在國民黨政權依舊健在的情況下進行民主化。
因為歷史脈絡的差異，致使了台灣今日難以像德國一樣全面推動轉型正義的處境。台灣轉型正義推動的困境，需要公民共同督促政府去面對。
（註一）此首歌的ＭＶ有兩個版本：「監獄版」與「街頭版」，監獄版融合了包括天安門、白人警察打黑人平民、美國向日本投擲原子彈、日本侵華戰爭的錄像等種種壓迫與被壓迫意象；街頭版則是到八西里約貧民窟取景，引起巴西政府百般阻撓。
[參考資料]
吳乃德（2006）。〈轉型正義和歷史記憶：台灣民主化的未竟之業〉。《思想季刊》第2期。
Michael
Sandel (2009)。《正義：一場思辨之旅》。台北：雅言。
Mark
Neocleous (2007)。《法西斯主義》。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
Steven
Spielberg (1993)。《辛德勒的名單》。環球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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