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郁曼

今天讀到一個關於1947年嘉義二二八的資料《嘉義北回二二八》，由這些在青壯年時經歷過二二八事件的長者的描述，讓我看到了週遭長輩們一些令我想不通的習慣背後形塑的因緣：

涂柳銅（受訪時間1993年）說：

我本來在西市角做生意，看到那些兵仔如何買東西呢？一個兵問：一斤豬肉多少錢？店家說五元，稱了五斤，他卻只拿出十元給人，店家向他說還有十五元時，他就會打人。這種情況如何應付呢？一是和他打架，可是他會回去叫人，把你的豬砧打得全部碎掉，人也會被打；第二種方式是默默讓他拿去，後來大家這種狀況見多了，知道反抗會遭殃，就大多採取這第二種方法；第三種方式是去找警察處理，警察起先也認真處理，但兵仔甚至跑去警察局找麻煩，警察後來只好說軍隊的事他們沒辦法管，變成無政府狀態。這是在市場發生的事。第二個例子，是兵仔去買棺材，一付六百塊叫人開一千兩百塊的收據，當時臺灣不太有開收據的觀念，結果他們把死人放進墳裏，又把棺材拿回來還，要退錢，要一千兩百元。還有一個例，我剛開始做電子零件生意時，有一個陳秉乾介紹一個外省兵送了一批變壓器來，拿了幾千塊走，後來那個兵又叫別人來說，這是軍品不能買賣，又把變壓器拿走了，我一點辦法都沒有。還有貪污的問題。黃媽典先生的一個兄弟的兒子在廣播電臺做事，拿了一些零件賣我，警察局通知我說電臺有一批東西丟了，要我說明，我看他說的數量品類都不太合，不認，他就把我捉去關了。還有一個開機車行的，綽號叫土匪張，也是被捉，他太太是香港人，和外省人都相熟的，花三千塊和一條菲力浦摩里斯菸(Morris)，也沒說什麼就馬上放出來了。這明明是貪污，有錢辦生，沒錢辦死。社會狀況就是如此，有錢才能辦事。這種社會，臺灣人怎會不反感？所以原本歡迎國軍的心，卻變成怨恨，解不開的結。當時的社會狀況是這樣。所以臺北菸攤仔的事不過是導火線，炸藥早就埋好了，所以一點就爆炸。我忘了說明一點，外省人逼婚的狀態十分嚴重。明明四、五十歲了，看到人家女孩子就想娶，若不肯，女孩子的兄弟反對，就用槍打死女孩子的兄弟。常聽說有人被打死是因為外省人要娶女兒他不肯。有一例是：有一個人不答應對方娶他女兒，當天下午男的到興華冰果室，丟手榴彈，死了七個人。這個例子是二二八之後的事，但類似的事在二二八之前也很多，就是這類事件才造成人們的反感，才會有二二八。（p.148~150）

原來如此！終於比較了解了，為什麼我父母輩的大人們做事情習慣找「親戚」幫忙，因為在一個「人治」而非「法治」的社會，「正常」的管道是無法信靠的，就會想透過「關係」，但只要是「人」，就是會有變數，到後來就會發現，親戚還是不能信靠。也比較明白了為什麼我祖父母輩的大人們不願談政治，因為他們曾在威權武力脅迫下幾度屈服，對這樣子的「屈服」，他們一輩子羞於啟齒。

還有，前幾天看到的這張表，竟然有那麼多55歲（今60歲）以上的台灣人，對民主社會的要求那麼低，認為「有基本食衣住行生活所需」就可以了！很可能就是長期沒有法治（而且非常無法無天）的社會，所造成的無力感。

如同艾未未所說：「司法不獨立的話，這個社會永遠不可能完成任何類型的變革和自我糾正，因為它的尺度永遠是變的。」因為行政（人）必定干預司法。

那麼，也來看看，日治時代50年，台灣社會是如何的情況：

陳水蓮，（受訪時間1993年，二二八當時26歲）：

日本兵和老百姓不親，可是很好相處，也不會侵犯老百姓。戰後情勢就不同了，兵仔剛進來臺灣時，我們很歡迎，心理上認為這些兵仔應該和日本兵同樣。結個伴回家，誰知到半路四下無人時，兵仔就動手搶東西了。日本兵認為軍人的天職是要保護百姓，保護國家，可是國民黨的兵不是，還會動手搶百姓的東西，事情發生，百姓之間口耳相傳，一傳十、十傳百，對國軍的恨就漸漸產生。二二八事件會發生，可能這也是一個重要原因，百姓對這些情形漸漸生厭，也許二二八再晚發生，事件會更大也說不定，因為恨是會越積越深。日本時代，鄉下小偷頂多是偷掠雞啊鴨的，日本警察會認真辦理。戰後，雞啊鴨啊被偷掠，去報警察，中國警察會告訴你：「啊，那是小事」，日本警察很凶，偷掠雞鴨的，一被逮到警察局，先拳腳交加修理一頓，也沒有送上級，只警告你，下回再偷掠雞鴨被逮到，準打死你。被修理過的，以後拿錢請他去偷掠雞都不敢去。另一方面，善良百姓只要稅金按時繳交，三年五年不必上警察局，警察平時也不會來找善良百姓的麻煩也是真的。日本時代的老百姓照我的看法是無權，沒有擔任官職的權利，但是良民比現在快活萬百倍，認真做生意，認真種田，可以安居樂業，晚上睡著了可以不必關門。貪污的日本人很少見，說情可以，拿錢給他你就慘了，他會罵你。如果真的有事請他幫忙，縱使空手去，有時他們也會通融一下。平時沒有事情麻煩他的時候，去找他，請他們吃吃喝喝，他們會很樂意接受，年節帶個鴨蛋、雞啦的送給他們，他們就很高興。他們寧願同情而通融，不願受賄而違法，不像現在，非紅包莫辦。（p.178, 180）另一位受訪長者的分享，讓我意外的解開心中的一個疑惑：「日本時代上課時，老師說，中國死人要出葬時會請人來哭，戰後，中國人來臺灣之後，我們發現，日本並沒騙我們。」（p.235）。

呵…原來「孝女白琴、五子哭墓」這種虛偽荒誕的習俗，也是源自「中國文化」，台灣在日治時代還沒有啊！而如果連那時的日本人都知道中國的這個「傳統」，那麼，這習俗在中國應該已經很久了，難怪受中國文化教育的人，很難做「真正的自己」，因為連悲傷哭泣這種自然的情感流露都可以如是造假。而自己無法真，自然也會阻礙別人真。所以在中國、在台灣，說真話會被政府關起來，甚至殺害。

每個人，只要是人，都一定嚮往「真.善.美」，但這個擁有五千年歷史的「悠久」文化，似乎也因為太久而累積了太大的包袱，越來越看不清通往真善美的方向，表現出來的，是一直在「做繭自縛」，讓自己越往沒有光亮的方向去。

要從這樣的束縛解脫，也許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像當年日本的明治維新，努力學習法治和對人權的尊重，如是，14億華人必能一步步破繭而出，這也將是全人類的福氣。

最近聽到「漢化越深，越適合殖民」，有些震撼，但也有些恍然大悟。滿清末年，中國人常說「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但「漢學」的精華主要就是「人治」，一旦「人治」為體，華人會想到與引頸而盼的全是「換人做，也許就好些」，華人永遠在寄望無法管理的威權領袖，四人幫倒了就盼鄧小平，鄧小平倒了就盼習近平，壓根兒就是不相信人權與民主法治才可以為體，「人治」再怎麼好都不可能做主體，理由是權責一定要一體，權責一體一定要靠憲政制度，不能靠假借黨國為名的「人治」。只要黨國高於憲政，只要黨主席還在指揮政，就注定權責不可能一體，也就注定華人永遠不能翻身、永遠不能振衰起蔽，永遠做不了世界第一等公民！

回憶著過往，尋伺「漢文化」與「殖民」之間的關連…想到小時候，每到選舉，常會聽到大人們說：「阿人家就來拜託了…」，我總不解：「為什麼他拜託，就要投他？送錢就是賄選，這是違法，更不應該讓他當選！」可是，在那個「囡仔人有耳沒嘴」的年代，大人是不會聽小孩子說話的，更不可能跟孩子「討論」。

也想到長輩們許多讓我感覺實在「不合理」的習慣、思維，比如家裏什麼要整修，都是要找「親戚」，「親戚就做得比較好嗎？」但每次質疑，每次沒人理會，直到連續發生「親戚做的工程品質不佳」而又因為是親戚，因此「不好意思找對方理論」，吃了幾次悶虧後，家裏長輩才不再每次都要找「親戚」。

對自己所處的社會環境，心中曾有好多好多的問號困惑，在看了這本口述歷史的訪談資料之後，彷彿一個個解開了。

另一篇

嗅得到的父權味

昨在西拉雅（中興林場）跟一心、一寂走在一起的時候，一心問起了我們去嘉義三天營隊的心得，我們都說課程排得很緊湊，但因為講師很不錯，能夠燃起學生發問及討論的熱情，所以，包括一律都覺得「雖然累，但很值得」。所以，講師真的很重要，除了要講課精采，回饋也要能夠讓學員滿意、信服，才能讓氣氛熱起來，才能讓我們覺得累得值得。

感覺受用最大的兩位講師是：1) 負責「從威權政治到民主轉型」課程的林瑞霞老師，曾讀過她這篇文章，雖是國中老師(已退休)，但思想的開通及公民運動的實踐和推廣，令人讚嘆又感動。2) 負責「平反運動與轉型正義」課程的東吳大學哲學系教授陳瑤華，她總能把我們拘泥於傳統的思維引導出來，到令人眼睛發亮的方向，在放映了「長夜將盡(long night's journey into day)」這部片後，也是她為我們主持「轉型正義的借鏡和反思」的導讀與討論。

從學員的反應觀察到，若講師是以比較傳統、上對下灌輸知識的模式，來進行課程，年輕人其實很不容易接受和吸收。新一代的年輕人，其實可以嗅得到父權的味道。所謂父權，就是態度上一付「我說的就是對的！你就是得聽我的！」這樣，即使出發點再好，即使是為了捍衛台灣，年輕一代在心理上仍會抗拒。我於是也想到臉書裏連結的一些推廣台語文的長者，竟然還在po孝道的文章，雖然他們都是深綠的台派.....也許他們有很濃的老年危機意識吧。

這樣也想到，認識十多年的綠豆湯店的老闆夫婦，至今他們都還是很虔誠的法輪功信徒，最近這一次去的時候，老闆娘正看著新唐人亞太的頻道，見我眼睛望向那兒，就跟我推薦這個頻道，她說這頻道是在宏揚「比較好的中華文化」，我有些詫異，想到之前他們會辦一些反共的活動......所以，許多人反中共，但是，他們並不知道「中共」跟「中華文化」是脫不了關係的，而這些人還包括了不少「台派」，如張清溪、吳惠林、馬凱這些赫赫有名的學者。

想，我們真的很需要「明治維新」，多多了解和學習西方的典章制度，不然，一直都只浸泡在「中華文化」裏，受荼毒還要發揚它 ><，也許他們真的覺得家族父權與黨國威權沒有關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