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難，到底是什麼呢?
專注於受難或許是個不完全正確的面向，每一個政治受難者伯伯看向的是未來，那段經歷即使血淋淋，語氣中卻總是雲淡風輕，談話內容也多著墨於他們的深切盼望，重點是我們，是現在與他們期待土地的未來。我們那組到現在還在做運動，還是把臺灣的未來時刻放在嘴邊的爺爺，總叫我們從過去是要看向未來。
但我不懂，或許是苦難過於龐大，旁觀苦難的我，覺得理解是太高尚而不可能的詞彙，我知道這個歷史事實，但我卻仍感覺遙遠。這個社會不也是嗎？這個歷史事實即使大多數的人們有所認知，白色恐怖卻仍可以是毫無重量的，在談話中模糊輕盈，就像我們即使知道過去的苦難存在，但轉型正義的阻礙仍重重，而這個認知和作為之間那段無法跨越的空白是什麼？屬於這個社會的失語又是什麼？
這幾天聽到的故事量大概足以思量好段生命時光，營隊邁入第十三屆了，能夠來到綠島陪伴四天三夜的伯伯們愈來愈少了。我於是只能以肉身為拓印，在墨跡反覆變淡的代言角色中，希望記憶不要就此斷裂。
彭仁郁老師講訴說的困難，語言會被創傷經驗所淹沒，並且有如夢魘，或許可以被時間沖淡，但很多事情反而是身體會幫你記下，在還健康的時候或許仍可以抵抗那潛意識中的記憶，直到身體也不堪負荷，「症狀」於是成為迂迴的訴說方式。
然而訴說是療癒的可能，卻也是樣版化的危險，你是否足夠在聆聽中承接起對方，而非使他再次落下。但生命經驗的如此龐大的差距，如何同理，如何共感？療癒更是過於美好的，你無法確知那是什麼，更遑論如何確定它真實發生了？這問題的答案，老師有給我，但我想三年來不斷回到這營隊，不斷陪伴與聆聽是老師以行動訴說的答案。
楊翠老師說，唯有透過家屬，受難的全貌和定義才會完整。在談白色恐怖時，我覺得會很關注於政府的無理以及殘暴的部分，受刑的巨大苦難好像可以一下子滿足我們對於恐怖的認知，但現在我想，這不過是其中的一個面向，更是知曉後無法去理解的過於龐大的悲傷。但一個人，作為一個人，他所失去的更包含前面對於去年輕生命的盼望，以及出獄後，特務的監視與社會污名所造成的無地自容，當時在臺灣沒有家的伯伯就說，踏出監獄那刻的茫然多麼使他想走回獄中。
但這些仍是可以訴說的，家屬的悲痛是難以言喻的。「他們會為了一件他們完全不知道的事情而完全無法快樂。家屬經歷的完全無法以言語訴說。」很多人的一生毀了，但社會卻難以哀悼或理解這種痛。
在監獄中的二十分鐘，我們試寫著一封家書，二十幾人充滿的小房間，暑氣蒸騰，十分鐘後早已一身密布細小的汗珠。前方的海好像很近，卻也很遙遠，那聲音像是一張絕望的船票。唯一一扇窗戶的天空截角有限，我生命中能剪下的景象也如此有限，看著乾淨的信紙，明白了我無法寫下任何給他者的字句是我所確知的，我甚至無法給我自己任何一種確定的想像，於是我最後只能記下當時情境，卻絲毫無法去模仿與嘗試，那封對他們而言是遺書/家書的心境，那過於遼遠。但我想心底的聲音，是不願去想像。
受難於是在此集結很多人的面貌，凌亂拼湊成崎嶇的敘事，但仍不止如此，這是一個說不完的故事。
聆聽長輩伯伯的話語時，會覺得我像是在天地之中虛浮其中，這差距是屬於時代的鴻溝，生命經驗與信念的差距，但我更是既搆不著天也觸不及地，許多時候是透過中生代的講師們轉譯出的語言才有所明白，會覺得自己或許還是太年少無知，抓不準語言中蘊藏的睿智與意義，但這一來一往間，透過身旁的崇同儕、隊輔和講師們，學習良多。
這是一個講師和學員超脫彼此短暫會面，只在兩小時課堂有所關聯的模式，長輩和講師會整整陪伴四天三夜，儘管他們年年來到一樣的地方，講著早已說到熟爛的經歷，卻仍然抱持著非常大的熱誠，不斷地回到這裡，而長輩們對於土地龐大的愛與熱情，令人匪解卻也動容。「要為了臺灣的未來...」他們總這麼說(當然我在此強調我無意將受難者形塑成某種政治立場的單一樣貌)，何等大的期許，我總覺得自己無力承擔，但他們的溫柔與寬厚，許諾的是他們用一生來付出。
艾文老師說長輩改變了他的一生，如果老的時候能有他們一半的姿態與優雅，他覺得他這生就值得了。
長輩老師主辦單位等，所有不斷付出的人們我覺得他們像是一顆顆偉大而美好的種子。
陳深景長輩哽咽說了要謝謝我們。那一刻我深深震懾。
而高金郎長輩曾說，他要為了我們的未來先謝謝我們。
一切的一切都如此難以承受，這四天三夜已壯大了我的生命風景，但個人經歷的豐富之外，我也開始默默希望我也能是一顆美好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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