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16日 星期四

2017年綠島學員心得 - 謝宇婷











(註:圖片由原作者提供)


參加人權營之前,我就曾看到景美人權園區邀請受難長輩前來分享,但那時的我,即便知道他們曾蒙受苦難,卻尚未準備好要聆聽。我以為威權的時代離我遙遠,「時代早就不同了」,我對悲情過往沒有興趣。

但是在人權營,最慶幸也最感念的,就是有幸能聽到受難長輩的親身分享。不知經過多少次反覆訴說,他們如今提起過往,平靜自然,「舉重若輕」,大概即是如此吧。以為會有的怨懟悲情,隱而不見。我有時懷疑長輩們是否會因為訴說了太多次,也許早已厭倦麻痺,像是景哥(陳深景)會叫我們直接去看人權博物館訪問他的紀錄片,不想再重複一次自己的被捕經過。或是長輩們輪流到各個小隊去分享,笑著抱怨說這樣他們要講好多次。但是當我聆聽時,我依然感受到故事的重量,那訴說的語調雖不激昂,有時情緒卻是滿溢的。

用幽默抵抗悲情,用笑聲填滿失落,老頑童們比起年輕人還有活力,七八十歲了還能在艷陽下行走、導覽,到底是什麼樣的鋼鐵意志支撐著他們呢?在人權紀念碑前,他們甚至可以指著槍決名單,跟同伴開玩笑,「那ㄟ謀看到你ㄟ名?(怎麼沒看到你的名字?)」我們聽了都心一震,長輩們的黑色幽默實在威力強大。(如果以後要拍有關白色恐怖的故事,除了《超級大國民》的沉重悲情,我很期待有黑色喜劇,更能凸顯獨裁威權的荒謬可笑。)

「聆聽者的期待決定說話者要說什麼。」彭仁郁老師在課堂上提醒我們,因此我在提問時,往往躊躇著。哪些問題是可以問,哪些又不能?我們既好奇長輩們承受過怎樣的苦難,又擔心回顧過往的傷疤是種殘忍。跟家人分離十數載,出獄之後是更大的社會牢籠,有時候我想問他們跟家人、跟兒孫輩的相處,長輩們淡淡的一口帶過,我只能在其他的文字記載、或是旁人的口中聽見。創傷研究的學者卡如絲(Cathy Caruth)說,聆聽創傷的重點在於聽出偏差,聽出沒說出的。這真的需要無盡的耐心,以及時間。感謝長輩願意信任我們,開口訴說,但是有更多的幽微之處,是短短四天難以觸及的。

有時我也會想著營隊是否應該提供更多關於跟長輩互動、對話的訓練跟建議,讓我們不會誤觸了某些雷區,或是一再的重複問題,但我想,這就是一種「信任」吧,有點像心理學講的「安全區」(Safe Space),人權營就是希望營造一個開放友善的場域,讓所有人可以開放的溝通,只要懷抱善意,沒有什麼規則或限制是要遵守的。這也有點像人類學的「接觸地帶」(Contact Zone),我們也試探著,要如何跟陌生的長輩,還有黑暗的威權記憶相處。

但儘管是遲疑、不確定的,我相信這樣的聆聽是珍貴的。仁郁老師說,要記得自己是「人」,對方也是人,這是兩個生命彼此在靠近,透過聆聽跟訴說串連起信任跟情誼。生哥(陳欽生長輩)在一開始就說,「不要把我當作受難者,把我當一個說故事的老人。」他要的不是同情、悲憫,而只是一對願意聆聽的雙耳。我想起以前在採訪時,往往只在乎我可以獲得什麼資訊,聽到什麼關鍵字句,我是個掠奪者,要從別人身上挖取材料。但是在跟長輩的對話時,我不再功利的計算,有時候,說了什麼甚至可能沒那麼重要,重要的是一種陪伴跟關心,「讓他知道自己不是孤單的。」

而這樣的跨世代交流亦是珍貴的,讓天真躁動的年輕人,靜下心來聆聽長者的過往。除了發現他們過去也是狂飆衝撞的抵抗者,我們更驚異的發覺長輩們即便受過政治思想的箝制,因為信念而鋃鐺入獄,卻不會因此而認定XX主義一定是不好的。他們明確的表示,民主就是要能讓不同的聲音自由表達。被封閉的體制禁錮過,他們比誰都擁有開放的心胸。

我的小隊隨隊長輩景哥(陳深景)不管是長相、說話語氣到跟景太的互動,都跟我外公無比神似,讓我有種奇異的親近感。因為有這樣親身互動的經驗,這些長輩的名字會銘刻我們腦海,日後想起白色恐怖時,我們不只是模糊的知曉受害者的數目,而是會想起一個個臉孔,想起他們滿頭白髮、臉上佈滿皺紋,跟他們被黑牢埋沒的青春。他們不再是「白色恐怖受難者」這個標籤所指涉的龐大群體,而是各自獨立,努力綻放的生命。

容我再回到卡如絲,她認為創傷總是難以言說的,而且隱晦的。如今我面對的長輩開朗活潑,苦難彷彿不曾停駐。但那些逝去的,那些說不出口的,恐怕才是更大多數。我欽佩人權營的長輩能夠奮力的將他們的故事傳承,甚至年年回到綠島,但我們不能以為那就是故事的全部,只聽發言者的部分,甚至只聽有條不紊、有邏輯的訴說。胡晴雯在《太陽的血是黑的》裡面寫受難者9047在出獄後回到保密局,如今的獅子林商業大樓,遊走於遊戲機台,喃喃自語。他還停陷在過去,他的時間裡沒有現在。

願我們都能試著當個更有耐心、更開放的聆聽者,話語才可能湧現。這四天的經驗讓我相信,透過聆聽,「有時候不是我們療癒他們,而是他們療癒我們。」(彭仁郁,2017)。












(註:圖片由原作者提供)



課程:戰後台灣史-二二八及白色恐怖/吳俊瑩、國家暴力與白色恐怖/林邑軒

        有時候,跟年代久遠的事物相比,越近的歷史我們反而越搞不清楚,相信我,這不是像李大仁警告程又青的初老症狀,而是我們對於年代越接近的事物,越有錯縱複雜的關係,讓我們難以用明晰的角度看待。二二八跟白色恐怖也都是發生在近代的台灣,距離現在都只有數十年,但許多最基本的史實我們都難以確認,像是:二二八的傷亡人數到底是多少?今年適逢二二八事件七十周年,研究者林邑軒運用新的演算模型推估出二二八死亡數目約一千多人,而非一般常說的數萬人,引起家屬跟部份學者不滿。晏山農有針對這場討論寫了一篇長文,提出很多精闢的思考點。
        而儘管我們對於台灣的近代史眾說紛紜,就如同我們對於國家的定位跟主體認知一樣模糊不清。我在吳俊瑩老師跟林邑軒老師的課堂中,釐清了一些自己的的迷思,並獲得新的史料解析,因此還是想試著呈現一些已知的突破點。像過去討論二二八跟白色恐怖時,時常歸咎於時代,因為那是個「非常時期」而有的不得已,但真的是如此嗎?林邑軒老師就提出一個關鍵問題:「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變成國家的敵人?」兩位老師透過對史料的仔細爬梳,讓我彷彿回到現場,重新想像那個年代的人是如何思考、行動。

傅斯年沒有你想的那麼愛學生?!
三一八運動時,傅園擺滿了向日葵,向曾經捍衛學生的傅斯年校長致敬。那張「你若讓流血,我就跟你拼命!」的標語深入人心。而我就住在女三舍,緊鄰著傅園,傍晚坐在階梯上邊趕蚊子邊跟朋友聊天,但我沒有想過,那句標語不是全部的真相。
陳誠在回憶錄裡寫道:
……我記得我們談話的那一天是四月五日。我問他(按傅斯年):「南京完了,台灣怎麼辦?」他毫不遲疑地說:「先求安定。」接著說到安定的辦法,他說:「要求安定,先要肅清匪諜。」我老實告訴他:「匪諜的大本營,就在你的台大和師範學院。是不是先從這兩處清除?」他當即表示贊成說:「你做,我有三個條件:一、要快做;二、要澈底做;三、不能流血。」
……當天晚上就開始布置,第二天四月六日就開始行動。
(《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上)》,頁448-449。)

周婉窈老師有在臉書寫了一篇完整的貼文,推薦大家去看原文。如果有會編輯維基百科的人,能夠上去修改就更好了。

守法很難嗎?蔣老大你連自己立的法都沒辦法遵守!
另一方面,吳俊瑩老師還列出當時的檢肅匪諜條例跟懲戒叛亂條例,比對蔣介石覆核的處決令。即便是以非常時期為理由實施戒嚴,頒發了相關法令(姑且不論這些法條是否為惡法),蔣介石連對自己頒布的法條都無法遵守。統治者僅憑個人好惡,就能將法條中的最高刑責無期徒刑直接上綱為死刑。面對這樣的壓力,判刑的法官往往需揣摩上意,原本不該判死罪的可能都因此重判,否則被懲處的可能是他們,獨裁者的暴虐在此無所遁形。
俊瑩老師還列出當初判刑的法官名單,前五名的每位法官手下都處決了至少一百位死刑犯。身處於國家機器的一環,這些法官到底是不得不為虎謀皮,還是出於對功名權力的渴求,讓他們以政治犯的頭顱為階,晉陞高位呢?我很想知道。

熱愛社會主義,就該死嗎?-「匪諜」的真面目
二二八之後的清鄉殺戮,讓當時的許多有志青年對國民政府失望。林邑軒老師回溯年代,推估1949年前後二十歲上下的年輕人,大多是經歷皇民化時期最高度戰爭化的愛國教育,即便不接受皇民化的思想洗腦,也會認知到「政治是重要的」,以國家興亡為己任。再加上二二八事件中,相對保守溫和的青壯輩仕紳也被掃蕩,更讓他們只能走上「抵抗」一途。
因此,當中共派員來台成立省工委吸收台灣青年時,許多人積極響應參與,在國民黨最委靡不振的1947~1949年之間快速發展,擁有上千黨員,準備著一旦中共派軍解放台灣,就能由內一舉響應,連布條、旗子都準備著。甚至有些地方對國民政府嚴重失去信心,連1949年的國慶都沒有舉辦。但後來國民政府遷台,加上韓戰讓美國選擇支持台灣,情勢逆轉的省工委面對全中國集結來台的特務,被大舉捕獲。
林邑軒老師問我們,如果白色恐怖時抓的匪諜真的是心懷「社會主義祖國思想」的,那算迫害嗎?你可以接受他們也是「受難者」嗎?接受黨國教育的一代,大概都會毫不猶豫地認為他們「被抓活該」,但我們經歷過政權轉移,不再把國民黨等同中華民國,甚至不把中華民國等同台灣,同隊的大一小朋友毫不猶豫的說,「當然可以接受!」
歷史當然是艱難的,擁有後見之明的我們,應當要以更寬容的方式看待前人。因為歷史也通常是贏家說了算數,那些「選錯邊」的人,並不能因此就忽略他們承受的不對等苦難。至少就法律判決的粗糙草率,白色恐怖的「匪諜」們仍然是受難的一方。
但目前常見的白恐受難者形象,往往是「無辜」的,「什麼事都沒做就被抓去關了」,甚至補償基金會的補償規定是要受害者證明他們的「清白」。我並非無視很多冤案的存在,但「無辜」跟「有罪」之間還有很多模糊空間,即便被抓的人可能真的對中共心懷嚮往,但那真的是罪嗎?在大躍進跟文革尚未發生以前,我相信中共是比貪腐無能的國民政府更吸引熱血年輕人的。
經過林邑軒老師生動的還原一般白恐論述中被壓抑的左翼份子,我們看見「受害者」也並非是單一的集體,而有著複雜的組成。但當我們只用一種眼光注視他們時,是不是又再度的對他們「施暴」了呢?

「戒嚴」真的結束了嗎?
今年正逢解嚴三十周年,經歷了三十年,兩次政權轉移,我們是否真正民主了呢?也許表象的體制跟形式都有了,但過去的威權政府還有好多問題,等待處理,許多檔案也都還在政府機關中未被開放。對於過去這段歷史,還有好多空白等待填補。
不說你可能不知道,台灣的戒嚴長達三十八年,是世界第二久(這幾年才被敘利亞超越)。一個長期被壓制的社會,就像一個被囚禁數十年的犯人,有可能一離開監牢就輕易地融入社會嗎?將近四十年的恐懼陰影,讓許多人心中都有個小警總而不自知。「政治」對多少家庭而言,是個說不得,碰不得的禁忌?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目前舉辦的戒嚴是什麼東西?「我們的戒嚴記憶」徵集活動就可以看到兩極的網友留言,許多人還是認為戒嚴時社會平和,那些恐怖的故事只是捏造的,而轉型正義不過改朝換代後的政治清算。
       
        最後,我想說,「理解」是一切的開始。從小住在軍法局對面的藝術家陳界仁,戒嚴前從來就沒進過裡面,他一直都看見那棟建築,但那對他來說就像「自然物」一般的存在,「我從來沒有意識到這座監獄跟我的生活有什麼關係?更沒有想過裡面的「犯人」是為了什麼原因被關?」就像我們可能從不知道戒嚴時期的司法運作多麼荒謬,或著是受害者的真實面貌,只是相信著被灌輸的那套論述。
        我們不是自以為看的一清二楚,就是選擇轉頭不看。
        但我們如果不好好的觀看自身的歷史,我們又怎麼知道自己是誰呢?
引用陳界仁說的:
「看見」這件事,可能不在於我是否親身「目睹」了什麼?而在於我「理解」了什麼?或是我用什麼樣的「視點」去理解我生活的社會和世界,而這個時候真正的「看見」才可能發生。
       
非歷史系本科的書寫,應該有很多地方都沒有完整舉例跟論述清楚,但還是想把課堂上許多精采的部分跟大家分享。願我們都試著去看、去理解。

推薦閱讀:
3.     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陳翠蓮。衛城出版

Part 3 轉型正義在台灣
一旦故事不夠感人,是不是就不被理會?
有些對受害者重要的細節,對後代卻不一定
需要檔案公開,吹哨者的獎勵機制必須有

Part 4 青年可以做什麼?
成發:經常有人向我宣揚寬恕
「要被害者變成神,原諒加害者的殘酷」
返校,你是戒嚴時代的誰
英國紀錄片節目:你以為你是誰?
白色恐怖地景,人權導覽
紀念館的失語
「負面遺產也會滋養一個社會」
台灣的主體性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