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註：圖片由原作者提供）
參加人權營之前，我就曾看到景美人權園區邀請受難長輩前來分享，但那時的我，即便知道他們曾蒙受苦難，卻尚未準備好要聆聽。我以為威權的時代離我遙遠，「時代早就不同了」，我對悲情過往沒有興趣。
但是在人權營，最慶幸也最感念的，就是有幸能聽到受難長輩的親身分享。不知經過多少次反覆訴說，他們如今提起過往，平靜自然，「舉重若輕」，大概即是如此吧。以為會有的怨懟悲情，隱而不見。我有時懷疑長輩們是否會因為訴說了太多次，也許早已厭倦麻痺，像是景哥（陳深景）會叫我們直接去看人權博物館訪問他的紀錄片，不想再重複一次自己的被捕經過。或是長輩們輪流到各個小隊去分享，笑著抱怨說這樣他們要講好多次。但是當我聆聽時，我依然感受到故事的重量，那訴說的語調雖不激昂，有時情緒卻是滿溢的。
用幽默抵抗悲情，用笑聲填滿失落，老頑童們比起年輕人還有活力，七八十歲了還能在艷陽下行走、導覽，到底是什麼樣的鋼鐵意志支撐著他們呢？在人權紀念碑前，他們甚至可以指著槍決名單，跟同伴開玩笑，「那ㄟ謀看到你ㄟ名？(怎麼沒看到你的名字?)」我們聽了都心一震，長輩們的黑色幽默實在威力強大。（如果以後要拍有關白色恐怖的故事，除了《超級大國民》的沉重悲情，我很期待有黑色喜劇，更能凸顯獨裁威權的荒謬可笑。）
「聆聽者的期待決定說話者要說什麼。」彭仁郁老師在課堂上提醒我們，因此我在提問時，往往躊躇著。哪些問題是可以問，哪些又不能？我們既好奇長輩們承受過怎樣的苦難，又擔心回顧過往的傷疤是種殘忍。跟家人分離十數載，出獄之後是更大的社會牢籠，有時候我想問他們跟家人、跟兒孫輩的相處，長輩們淡淡的一口帶過，我只能在其他的文字記載、或是旁人的口中聽見。創傷研究的學者卡如絲(Cathy Caruth)說，聆聽創傷的重點在於聽出偏差，聽出沒說出的。這真的需要無盡的耐心，以及時間。感謝長輩願意信任我們，開口訴說，但是有更多的幽微之處，是短短四天難以觸及的。
有時我也會想著營隊是否應該提供更多關於跟長輩互動、對話的訓練跟建議，讓我們不會誤觸了某些雷區，或是一再的重複問題，但我想，這就是一種「信任」吧，有點像心理學講的「安全區」(Safe Space)，人權營就是希望營造一個開放友善的場域，讓所有人可以開放的溝通，只要懷抱善意，沒有什麼規則或限制是要遵守的。這也有點像人類學的「接觸地帶」(Contact Zone)，我們也試探著，要如何跟陌生的長輩，還有黑暗的威權記憶相處。
但儘管是遲疑、不確定的，我相信這樣的聆聽是珍貴的。仁郁老師說，要記得自己是「人」，對方也是人，這是兩個生命彼此在靠近，透過聆聽跟訴說串連起信任跟情誼。生哥（陳欽生長輩）在一開始就說，「不要把我當作受難者，把我當一個說故事的老人。」他要的不是同情、悲憫，而只是一對願意聆聽的雙耳。我想起以前在採訪時，往往只在乎我可以獲得什麼資訊，聽到什麼關鍵字句，我是個掠奪者，要從別人身上挖取材料。但是在跟長輩的對話時，我不再功利的計算，有時候，說了什麼甚至可能沒那麼重要，重要的是一種陪伴跟關心，「讓他知道自己不是孤單的。」
而這樣的跨世代交流亦是珍貴的，讓天真躁動的年輕人，靜下心來聆聽長者的過往。除了發現他們過去也是狂飆衝撞的抵抗者，我們更驚異的發覺長輩們即便受過政治思想的箝制，因為信念而鋃鐺入獄，卻不會因此而認定ＸＸ主義一定是不好的。他們明確的表示，民主就是要能讓不同的聲音自由表達。被封閉的體制禁錮過，他們比誰都擁有開放的心胸。
我的小隊隨隊長輩景哥（陳深景）不管是長相、說話語氣到跟景太的互動，都跟我外公無比神似，讓我有種奇異的親近感。因為有這樣親身互動的經驗，這些長輩的名字會銘刻我們腦海，日後想起白色恐怖時，我們不只是模糊的知曉受害者的數目，而是會想起一個個臉孔，想起他們滿頭白髮、臉上佈滿皺紋，跟他們被黑牢埋沒的青春。他們不再是「白色恐怖受難者」這個標籤所指涉的龐大群體，而是各自獨立，努力綻放的生命。
容我再回到卡如絲，她認為創傷總是難以言說的，而且隱晦的。如今我面對的長輩開朗活潑，苦難彷彿不曾停駐。但那些逝去的，那些說不出口的，恐怕才是更大多數。我欽佩人權營的長輩能夠奮力的將他們的故事傳承，甚至年年回到綠島，但我們不能以為那就是故事的全部，只聽發言者的部分，甚至只聽有條不紊、有邏輯的訴說。胡晴雯在《太陽的血是黑的》裡面寫受難者9047在出獄後回到保密局，如今的獅子林商業大樓，遊走於遊戲機台，喃喃自語。他還停陷在過去，他的時間裡沒有現在。
願我們都能試著當個更有耐心、更開放的聆聽者，話語才可能湧現。這四天的經驗讓我相信，透過聆聽，「有時候不是我們療癒他們，而是他們療癒我們。」（彭仁郁，2017）。
（註：圖片由原作者提供）
課程：戰後台灣史－二二八及白色恐怖／吳俊瑩、國家暴力與白色恐怖／林邑軒
有時候，跟年代久遠的事物相比，越近的歷史我們反而越搞不清楚，相信我，這不是像李大仁警告程又青的初老症狀，而是我們對於年代越接近的事物，越有錯縱複雜的關係，讓我們難以用明晰的角度看待。二二八跟白色恐怖也都是發生在近代的台灣，距離現在都只有數十年，但許多最基本的史實我們都難以確認，像是：二二八的傷亡人數到底是多少？今年適逢二二八事件七十周年，研究者林邑軒運用新的演算模型推估出二二八死亡數目約一千多人，而非一般常說的數萬人，引起家屬跟部份學者不滿。晏山農有針對這場討論寫了一篇長文，提出很多精闢的思考點。
而儘管我們對於台灣的近代史眾說紛紜，就如同我們對於國家的定位跟主體認知一樣模糊不清。我在吳俊瑩老師跟林邑軒老師的課堂中，釐清了一些自己的的迷思，並獲得新的史料解析，因此還是想試著呈現一些已知的突破點。像過去討論二二八跟白色恐怖時，時常歸咎於時代，因為那是個「非常時期」而有的不得已，但真的是如此嗎？林邑軒老師就提出一個關鍵問題：「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變成國家的敵人？」兩位老師透過對史料的仔細爬梳，讓我彷彿回到現場，重新想像那個年代的人是如何思考、行動。
傅斯年沒有你想的那麼愛學生？！
三一八運動時，傅園擺滿了向日葵，向曾經捍衛學生的傅斯年校長致敬。那張「你若讓流血，我就跟你拼命！」的標語深入人心。而我就住在女三舍，緊鄰著傅園，傍晚坐在階梯上邊趕蚊子邊跟朋友聊天，但我沒有想過，那句標語不是全部的真相。
陳誠在回憶錄裡寫道：
……我記得我們談話的那一天是四月五日。我問他（按傅斯年）：「南京完了，台灣怎麼辦？」他毫不遲疑地說：「先求安定。」接著說到安定的辦法，他說：「要求安定，先要肅清匪諜。」我老實告訴他：「匪諜的大本營，就在你的台大和師範學院。是不是先從這兩處清除？」他當即表示贊成說：「你做，我有三個條件：一、要快做；二、要澈底做；三、不能流血。」
……當天晚上就開始布置，第二天四月六日就開始行動。
（《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上）》，頁448-449。）
周婉窈老師有在臉書寫了一篇完整的貼文，推薦大家去看原文。如果有會編輯維基百科的人，能夠上去修改就更好了。
守法很難嗎？蔣老大你連自己立的法都沒辦法遵守！
另一方面，吳俊瑩老師還列出當時的檢肅匪諜條例跟懲戒叛亂條例，比對蔣介石覆核的處決令。即便是以非常時期為理由實施戒嚴，頒發了相關法令（姑且不論這些法條是否為惡法），蔣介石連對自己頒布的法條都無法遵守。統治者僅憑個人好惡，就能將法條中的最高刑責無期徒刑直接上綱為死刑。面對這樣的壓力，判刑的法官往往需揣摩上意，原本不該判死罪的可能都因此重判，否則被懲處的可能是他們，獨裁者的暴虐在此無所遁形。
俊瑩老師還列出當初判刑的法官名單，前五名的每位法官手下都處決了至少一百位死刑犯。身處於國家機器的一環，這些法官到底是不得不為虎謀皮，還是出於對功名權力的渴求，讓他們以政治犯的頭顱為階，晉陞高位呢？我很想知道。
熱愛社會主義，就該死嗎？－「匪諜」的真面目
二二八之後的清鄉殺戮，讓當時的許多有志青年對國民政府失望。林邑軒老師回溯年代，推估1949年前後二十歲上下的年輕人，大多是經歷皇民化時期最高度戰爭化的愛國教育，即便不接受皇民化的思想洗腦，也會認知到「政治是重要的」，以國家興亡為己任。再加上二二八事件中，相對保守溫和的青壯輩仕紳也被掃蕩，更讓他們只能走上「抵抗」一途。
因此，當中共派員來台成立省工委吸收台灣青年時，許多人積極響應參與，在國民黨最委靡不振的1947~1949年之間快速發展，擁有上千黨員，準備著一旦中共派軍解放台灣，就能由內一舉響應，連布條、旗子都準備著。甚至有些地方對國民政府嚴重失去信心，連1949年的國慶都沒有舉辦。但後來國民政府遷台，加上韓戰讓美國選擇支持台灣，情勢逆轉的省工委面對全中國集結來台的特務，被大舉捕獲。
林邑軒老師問我們，如果白色恐怖時抓的匪諜真的是心懷「社會主義祖國思想」的，那算迫害嗎？你可以接受他們也是「受難者」嗎？接受黨國教育的一代，大概都會毫不猶豫地認為他們「被抓活該」，但我們經歷過政權轉移，不再把國民黨等同中華民國，甚至不把中華民國等同台灣，同隊的大一小朋友毫不猶豫的說，「當然可以接受！」
歷史當然是艱難的，擁有後見之明的我們，應當要以更寬容的方式看待前人。因為歷史也通常是贏家說了算數，那些「選錯邊」的人，並不能因此就忽略他們承受的不對等苦難。至少就法律判決的粗糙草率，白色恐怖的「匪諜」們仍然是受難的一方。
但目前常見的白恐受難者形象，往往是「無辜」的，「什麼事都沒做就被抓去關了」，甚至補償基金會的補償規定是要受害者證明他們的「清白」。我並非無視很多冤案的存在，但「無辜」跟「有罪」之間還有很多模糊空間，即便被抓的人可能真的對中共心懷嚮往，但那真的是罪嗎？在大躍進跟文革尚未發生以前，我相信中共是比貪腐無能的國民政府更吸引熱血年輕人的。
經過林邑軒老師生動的還原一般白恐論述中被壓抑的左翼份子，我們看見「受害者」也並非是單一的集體，而有著複雜的組成。但當我們只用一種眼光注視他們時，是不是又再度的對他們「施暴」了呢？
「戒嚴」真的結束了嗎？
今年正逢解嚴三十周年，經歷了三十年，兩次政權轉移，我們是否真正民主了呢？也許表象的體制跟形式都有了，但過去的威權政府還有好多問題，等待處理，許多檔案也都還在政府機關中未被開放。對於過去這段歷史，還有好多空白等待填補。
不說你可能不知道，台灣的戒嚴長達三十八年，是世界第二久（這幾年才被敘利亞超越）。一個長期被壓制的社會，就像一個被囚禁數十年的犯人，有可能一離開監牢就輕易地融入社會嗎？將近四十年的恐懼陰影，讓許多人心中都有個小警總而不自知。「政治」對多少家庭而言，是個說不得，碰不得的禁忌？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目前舉辦的戒嚴是什麼東西？「我們的戒嚴記憶」徵集活動，就可以看到兩極的網友留言，許多人還是認為戒嚴時社會平和，那些恐怖的故事只是捏造的，而轉型正義不過改朝換代後的政治清算。
最後，我想說，「理解」是一切的開始。從小住在軍法局對面的藝術家陳界仁，戒嚴前從來就沒進過裡面，他一直都看見那棟建築，但那對他來說就像「自然物」一般的存在，「我從來沒有意識到這座監獄跟我的生活有什麼關係？更沒有想過裡面的「犯人」是為了什麼原因被關？」就像我們可能從不知道戒嚴時期的司法運作多麼荒謬，或著是受害者的真實面貌，只是相信著被灌輸的那套論述。
我們不是自以為看的一清二楚，就是選擇轉頭不看。
但我們如果不好好的觀看自身的歷史，我們又怎麼知道自己是誰呢？
引用陳界仁說的：
「看見」這件事，可能不在於我是否親身「目睹」了什麼？而在於我「理解」了什麼？或是我用什麼樣的「視點」去理解我生活的社會和世界，而這個時候真正的「看見」才可能發生。
非歷史系本科的書寫，應該有很多地方都沒有完整舉例跟論述清楚，但還是想把課堂上許多精采的部分跟大家分享。願我們都試著去看、去理解。
推薦閱讀：
3.
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陳翠蓮。衛城出版
Part 3 轉型正義在台灣
一旦故事不夠感人，是不是就不被理會？
有些對受害者重要的細節，對後代卻不一定
需要檔案公開，吹哨者的獎勵機制必須有
成發：經常有人向我宣揚寬恕
「要被害者變成神，原諒加害者的殘酷」
返校，你是戒嚴時代的誰
英國紀錄片節目：你以為你是誰？
白色恐怖地景，人權導覽
紀念館的失語
「負面遺產也會滋養一個社會」
台灣的主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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