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乃甄

記憶的正義

「失憶」的反義詞不是「記憶」，而是「正義」——白永瑞
第一次搭船去綠島。上船前，想起朋友吩咐過，只要從頭到尾都閉上眼睛，就不怕暈船了。怕暈船的我從頭到尾都躲在船艙裡緊閉雙眼，也確實因而安然抵達綠島。

後來才知道，62年前蔡伯伯也是這樣到綠島的。當年他和其他受難者被捆綁在一起，漫漫航程中，因為太過害怕，大部份時間都緊閉眼睛。至今，他連當年和他綁在一起的同伴是誰都想不起來。

對這62年來的歷史並不陌生。由於碩士論文涉及台灣近代史，這幾年我花了些時間接觸白色恐怖史料。閱讀史料的過程中，我一方面因為教科書和大眾文本對相關歷史的輕描淡寫感到不可思議，一方面模糊地從當時的政治經濟結構，推敲迫害遍行之際的社會樣貌。「死一個人是悲劇，死一百萬人則只是個數字」，史達林如是說。這句話之所以深刻，不在於說這話的史達林是個屠夫，而在於史達林這句殘酷的話直指尋常人心。史料中的「白色恐怖」如同冷戰結構下必然的傷亡數據，數據後的人物影影綽綽，如同可有可無的背景音。

在綠島的四天時間，和學員們走訪了當年幾位伯伯受難的地方，也聽受害者家屬談他們的心境。連年輕人都招架不住的豔陽下，五位七、八旬的老伯伯挺直著腰桿，滔滔不絕，甚至爭搶起麥克風：「再給我十五分鐘…或五分鐘，五分鐘就好！」

其實，再多的五分鐘，都不夠伯伯們和其他受難者家屬傾訴怨怒，然而他們急著說，說當年曾有一個年輕囚犯因為捨不得丟掉心愛女子寫給他的紙條，因紙條上抄寫禁歌歌詞而遭到槍決；急著說，當年父親在受刑前，為母親和孩子寫下五封信，多年後才被輾轉發現，但母親卻已亡故，此生再也不知道丈夫臨走前的情思；急著說，曾有一個來自山東的男孩，在被槍決前因為想念母親，希望獄友唱“danny boy”送他一程，獄友牽起他的手道別，卻發現他的指甲已經被拔除殆盡；急著說，那年父親入獄後，母親的青春結束了，刻苦養大兒女後老年失憶，什麼都忘了，卻始終擔心警察是否來了，時刻緊抓著身分證不肯放手……。

攤開的生命史彷彿被一隻隻解剖的青蛙，血腥的紋理散發著陣陣屍臭。年少的我們確實不需反覆叩問這段歷史就能夠繼續生活，坐享言論和思想自由，相信政府遲來的「補償」和「道歉」已弭平這段集體創痛。

然而沒有什麼比「道歉」更容易的。我們熟悉歷屆國家元首每年向228和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屬鞠躬的角度（因為這謙卑的姿態也同時向著白色恐怖的加害者，彷彿精神分裂），卻無法分辨加害者集團的面目、看不見國家機器對加害體制的檢討和反省。晦暗的歷史真相和至今未能完全解密的歷史檔案使得所有殺戮被迫歸因於自發的族群對立、甚或「無可奈何」的政治情境，不同的族群和政治陣營相互猜忌與指責，藉以消解這段謎樣的、加害者隱身的歷史記憶，也因而造成社會無止盡的撕裂。

是的，沒有什麼比「道歉」更容易，當道歉只是一種姿態；但如果「道歉」是反省和咎責，卻也沒有什麼會比「道歉」更為隆重。懺悔至情至理，都應該將真相完整攤在陽光下，讓社會大眾共同檢視迫害結構如何成形、檢討當今的體制如何避免統治集團犯下相同的錯誤，而非持續模糊或美化加害者。那才是學習和面對歷史的目的，面對歷史不該只是為了記憶過去，更應該是為了永續的正義。

隨蔡伯伯行經綠島監獄的其中一座碉堡時，看見碉堡下漆了一個大大的「完」字。一個學員好奇問蔡伯伯，碉堡上寫這個「完」字，是為了紀念白色恐怖的完結嗎？蔡伯伯笑著說不是，那是當年政治標語的遺跡，原句約莫是「完成統一或革命大業」之類的句子，因為年久失修，只剩下「完」字。那天是2012年9月1日，同一時間，隔海的台灣島有近萬人走上街頭，爭取新聞和媒體自由，希望言論不因資本壟斷而遭受箝制。我們總樂觀以為，「白色恐怖」或者政治迫害的時代已經結束，然而政客和資本總能在擦脂抹粉後另闢蹊徑，持續犧牲人權以換取政治和經濟利益。碉堡下的「完」字只是時代的「頓點」，人類的歷史是迫害和不自由的歷史，唯有不斷衝撞，我們才能離「頓號」稍稍遠一些。

離開綠島時，我睜開眼睛直視這座島嶼，儘管睜開眼睛乘船讓人暈眩，如同直視這段歷史時，總讓人心痛欲絕。上岸前，我們在船艙裡遇見一個犯人在警察的護衛下，低頭看著他被銬上手銬的雙手。或許他經過了合理的審判、正接受應有的刑責，然而他手裡的鐐銬卻嚴實地體現國家機器對個人絕對的宰制。誰都無法預料這部看似衣冠已正的國家機器是否會再次失序、甚至走回威權老路。我們必須時刻警醒——為了記憶的正義、也為了未來的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