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君豪

很難說那時究竟是抱著什麼心態參加這個營隊，除了對那震盪的幾天人權受侵害事件感到憤怒而引起了繼續追究人權議題的興趣，在遞出報名表的那個晚上，更多的複雜心情滲合了懷疑、好奇、不安以及終於跨出電腦螢幕前半公尺的自我感覺良好的興奮。我說，我想真真切切地看見這個社會，在這個表象世界之下隱藏了什麼樣的過往以及社會集體經驗，又揉合了哪些和哪些有形無形的力量。我說，想了解台灣社會不能不先了解它的過去，一個穩定前進的社會不能沒有歷史。我說我心中對於我生我長，我想像的情感的共同體、兩千三百萬人口三萬六千平方公里那一份想了解的渴切。
在最後時限內看著報名表格被送出，人權兩個字在我的凝望下漸漸像烙鐵般發紅發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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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有陽光。那天下午整個台北城籠罩在和煦的太陽之下，有些慵懶。巴士緩緩梭巡在在台北街道間，透著大片玻璃，外頭的一景一物是如此亮麗，讓人想嘆息感謝這一切平靜與美好。然而早上的六張犁及義光教會卻又是那樣的灰暗沉重，導致眼前的光亮彷彿只是偽裝掩埋血腥過去的外衣假象。在這天的新舊時空反覆交替之下，我陷入一些恍惚，隱隱約約感覺到不能回頭了。就好像在寂靜中注意到幾丁細小的聲響，並不明顯或許早己存在那裡，然而一但注意到它後，就毫無辦法地從此受這聲響干擾啃嚙。
沒辦法抽身離開了，在知道這城市、這片土地下埋藏了多少血淚痛苦後，已經無法再心滿意足浸沐在外頭陽光燦爛之下了。在知道還有那些人仍處在時代留給他們的痛苦之中，就無法再若無其事地回到自己自適自得的生活了。因為知道這些苦痛和不公義有待我們努力，而更尤其我知道我能為他們做些什麼，所以似乎再耽溺於一絲自身的幸福都是罪惡。
人生苦短，能過一個平靜自適的生活是何其不易，為什麼非要把這些責任道義一股腦攬在自己身上呢？然而歷史的承擔如此沉重，那質問的目光又是如此嚴厲不容迴避，真能再笑著瀟灑地漫不經意地遊歷人生嗎？
心情沉重，我問坐在旁邊的邑軒，「做這樣的工作，難道不會覺得責任很重，壓力很大嗎？」
「不會呀！」邑軒肯定地回答，「因為我知道我是在做我自己該做的事、想做的事，所以不會想那麼多。」沒有想那麼多幾乎是他的口頭禪。
該做而想做的事，我思考了一下，所以邑軒可以沒有猶豫。但如果面對的是不得不做的事呢？強迫中獎似地讓自己背負起自己一點也不想要的神聖十字架，那豈不是愚蠢又可笑？然而真要事不干己雲淡風輕又如何能辦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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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樣也沒想過，自己竟然會那樣泣不成聲，抽抽噎噎一句話掙扎著講不完全，更沒想過居然會是在爸媽面前。
人權營結束後的當晚，我和爸媽坐在客廳裡聊這幾天的行程。從最開始五十年代白色恐怖開始說起，說到實際參觀當時景美軍法看守所遺址的經過，說到政治受難者對一生被毀，雖然事隔數十年仍難平復的憤恨。話題慢慢進展至發生林宅血案的而後改建的義光教會。我努力在回憶裡還原那時田秋菫女士講的一字一句，那時的氣氛和她當時的情緒。
她說，當她吃驚地發現奐均重傷倒臥在地，她一面緊急報警，一面不斷喊著奐均的名字，並且刻意用重重的腳步聲告訴奐均她人就在附近，並沒有走開。對於另外兩個雙胞胎，那時她有極不祥的預感。但至少要保全一個，她是這樣想的，在林義雄回家時至少要有一個小孩能迎接他叫他爸爸。於是從報警到送醫她一步也不敢離開奐均身邊。結果卻成為她這輩子最大的懊悔。
雙胞胎在地下室被發現，死因是失血過多。她說，她無法原諒自己，或許雙胞胎在地下室裡垂危時還聽見她重重的腳步聲，或許還聽到她報警和呼喊奐均的名字，還等著她們的田阿姨會來救她們……但她卻沒有下去。
我努力想告訴爸媽，她說那扇地下室的門從此就在她心底，每次猶豫不決時就會看到那扇門，然後就會想起自己該做的事。我很努力地想告訴爸媽，她心底的那扇門我也看到了，而且我還掉了眼淚。但我失敗了，因為在講到雙胞胎時我早已哽噎，強硬著想把話講完換來的就是淚水再也止抑不住，然後是抽抽噎噎、斷斷續續的話聲，以及強迫自己平靜下來大口大口粗重的呼吸。
沒有想過自己還會再度哭泣。原以為我一貫的冷靜和淡漠，以及或有意或無意養成的漫不在乎的態度，哭泣早已成為歷史。但沒有想到這樣的情緒卻完全無法控制， 就好像田秋菫女士把她自己的親身經歷複製一份到我們身上似的。從她講完的瞬間起，那一扇門，鐵鑄的、沉重又封閉的，雖然與它的真實形貌不同，就從此住進我的心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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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鍵入這篇文章的今天，是二二八。我獨自一個人在實驗室敲打鍵盤。許多心情就像水底的氣泡般一個一個浮出來，熱情、憤怒、不解、無奈、迷惘，還有那激盪、無以名狀卻讓我忍不住淚水的激動情緒。即使到了今天再回憶起那段故事，我仍免不了邊打字邊擦眼淚。
人權營給我們什麼，我想不是三言兩語就能說完，也不是那麼容易能清楚分辨，但很多的心情隨著當下的珍貴畫面早已存放在腦中，反覆提取，一次比一次更鮮明。
在那特別的幾天裡，在同一個時空下，我們相會並碰撞，然後各自別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