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著《安息歌》的歌聲有些顫抖，有的像自語，有的像對著當年的難友「老同學」低喃，有的則只是大聲唱著、直勾勾地望著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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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程前，曾和也是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外公聊過這營隊。
外公是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七日第一批被送往綠島的受難者之一，當年被判十年有期徒刑的他，到如今仍舊自認是位社會主義的信仰者。而到了我們這一輩，卻只剩我這外孫女還會和他聊起這段受難的往事。綠島，是他最想帶我去的地方之一，行前，他跟我說綠島有兩個地方刻有他的名字，要我去找看看。知道其中一位隨隊的受難長輩是他的舊識，曾與他同在第三中隊的蔡焜霖伯伯，他也叮囑我代他順便問候一下老友。因此對我來講，這次營隊，除卻紮實課程的成分外，也有部分原因是憑著某種幾近「尋根」的目的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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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隊課程的密度很高，知識量層層堆疊，彭仁郁老師談創傷、吳俊瑩老師及林邑軒老師各從不同的角度切入談白色恐怖、楊翠老師談白色恐怖與女性的關係、張俐璇老師則分就三位台灣作家的小說看白色恐怖、陳瑤華老師用哲學的辯證方式探討轉型正義。
其中印象深刻的其中一次小隊討論，討論著吳俊瑩老師跟林邑軒老師都提過的問題：有些人認為一定要是當年被冤枉、誣陷、栽贓、錯判的冤案，賠償才合情合理，那若真的曾經深深認同過社會主義、貨真價實是省工委會、甚至的確是共產黨員、或真有密謀過要叛「國」的那些受難者呢？
另一印象深刻的課堂，陳瑤華老師開門見山就問我們什麼是轉型正義，也談到她認為台灣的轉型正義只有轉型、卻不見正義，為了轉型而出賣正義，記得那門課把大家搞得既焦慮又興奮，一雙雙渴望辯證與激盪的眼睛閃閃發亮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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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隊中，楊翠老師提到一些女性受難者的訪談經驗，因為以前便聽過老師的課程，加上這一兩學期因為報告的關係，碰巧讀了些楊翠老師的論文，這次有一小部分原因也是衝著想再聽楊翠老師的課而來，下課後問了老師些問題，也算是囤積在心中很久、過不去的結吧。
一直以來都只有比較關注外公的口述史這方面，常常巴著外公問很多很多問題，卻總是忽略政治受難者的家屬本身也是受難者這件事，而鮮少與外婆聊過她自己對於這段過去的記憶，後來意識到這件事之後，卻又是礙於怕激怒到外婆哪些憤怒的傷痕而遲遲不敢與她聊這些。
記得外公說自己在大概六十幾歲、正準備退休之際，從最後一份工作的外地屏東回嘉義太保的老家，誰知道外婆竟說外公年輕時在外工作寄回家裡的錢支拄家裡經濟的已經開銷殆盡，現在家裡擁有的都是她一個人留在家裡努力掙錢而來的，於是據這理由把外公趕出十五年前他由畫設計圖到建造都親自完成的房子。
而當然這件事我只聽過外公自己說的版本，從未聽過外婆說過這些，而不得不承認，就算外公所言的事情的確如此，在理解、想像她當年可能獨自一人面臨、經歷、熬過什麼樣的處境後，忽然之間這些問題好像都不太容易站在這麼非黑即白的視角去評斷誰是誰非。
但一直以來我是害怕去碰觸這問題的，應該說，我外婆一直是我逃避許久的點，從小到大外公的事情在家裡、尤其外婆面前，是一大禁忌，她每每想到總是破口大罵，罵他的不切實際、罵他的一切，某種程度來說，這也許是我一直有些怕外婆的原因──總感覺，如此溫和不與人爭、博學多聞的外公，怎麼會被外婆罵得如此難聽？這種對提起關於外公的事的懼怕，說實在有些無以名狀，但這心結確確實實卡在我心裡好久好久，吞不下也吐不出來。
也許我會知道後來的結果就是外公被趕出家門，但我可能永遠也不會知道外婆當年曾經被怎麼樣的指指點點，永遠也不會知道外婆如何在如此拮据與困窘的經濟下捱過，永遠也不會知道外婆每天忙田裡的事情忙到深夜、隔天一大早清晨便要出門賣早點的日子是什麼樣子。
這麼多，都是我不問出口，我永遠不會知道的事。
常常我們只把焦點放在受難者本身，卻忽略在這小牢外的社會大牢裡的家屬，曾經如何過著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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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隊皆會有一位隨隊的講師跟長輩，不得不說這是在一般營隊裡較難得的事情。用餐時間，大夥兒拿著便當席地而坐，老師們二話不說、沒半點猶豫地和學員們一起坐下，長輩們則因為年紀稍大，則是另搬了張椅子，邊分享著他們的故事。
聽到的每一個故事都很不一樣，但這些「故事」背後代表的，也許是老家一位等著孩子回家一等就是十幾年的母親，或許是獄中難以言喻的苦痛，又甚至也許是刑求逼供下每一道紅紅的傷痕與瘀青。
長輩們很可愛，幾乎都是笑著談這些過往的，還反過頭鼓勵我們人要活得樂觀，但提到一些可能他們至今還難以弭平的痛點十，還是會閃爍地跳過那話題。恍惚間有種矛盾的錯覺，彷彿這些長輩們其實既比我們想像中的脆弱，卻又比我們想像中的還要堅強。
我們這小隊的隨隊長輩是陳深景伯伯，景哥是做音樂的，在美國接觸台灣獨立聯盟而被判無期徒刑，後來減刑成十四年，印象最深刻的是當他說起自己父親在他入獄後十二天過世，他不只渾然不知情而無法奔喪，政府甚至還欺騙他的家屬說是他自己後來逃跑的荒謬情節。
陳欽生伯伯是馬來西亞僑生，當年竟也被判刑，出獄後過著三年沒有身分證卻又無法回國的日子，他談著出獄後的流浪生活，談起他如何學著無家者找尋食物與溫暖，談起母親想來台看他過得好不好卻只能借朋友的住處假裝自己在台灣有家的窘境，他提到母親唯一一次的越海的探監，長途跋涉來到了綠島，兩人整整十五分鐘的會面時間竟然只有最後那兩三分鐘說得出話來，而那一句竟然是：「我會活著出去。」
周賢農伯伯看《超級大國民》時忍不住留下的眼淚、高金郎伯伯在泰源監獄事件的細節、毛扶正伯伯用可能有些難聽懂的口音一字一句說著當年聽見自己的難友受嚴刑拷打時的淒厲、蔡焜霖伯伯曾經被用電線纏繞住手再通電的酷刑對待，以及想起楊翠老師說她訪問過的女性受難者所受過、令人無法相信的那些酷刑，這些片段都堆疊起了重量，一時之間我深怕自己無法盛接得住的重量──這些痛楚，他們講了出來，但我們敢聽嗎？我們真的敢聽嗎？忽然有股很難以形容的恐慌爬上背脊：外公也曾經受過這樣的刑求嗎？我敢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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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島這幾日陽光很大，去程時的船上，在甲板上看著洗白的浪花跳得好高好高，對這西部孩子來說，東部太平洋的海的湛藍實在太新奇，興奮地又叫又跳。回程時的船上，站在船尾地甲板上，因此眼前正對著的便是即將離開的綠島，雪白的浪花一樣高高盪著，我看見綠島東北角的牛頭山射向遠方海平面、漸顯渺小，忽然意識到來程時的興奮，對比起當年受難者搖盪的迷惘、家屬波折的小漁船上的難熬，是多麼的諷刺。
回程時腦海中不斷響起長輩們在第十三中隊或人權紀念碑前悼念的歌聲、第十三中隊前的那小山坡、槍決名單那面牆下不斷被放下的一束束百合，最後一晚，滿天的星星下，聽著海浪聲，在那面寫滿自己及難友、老同學的名字的那面牆，映著點點燭光的我們，不太確定長輩們有沒有流淚，也不知道自己心裡的情緒在五味雜陳些什麼。
也想起《超級大國民》裡的那一句：「霧散了，景物終於清晰，但是為什麼都含著眼淚？」霧散了，是時候我們該學著理解他們眼中的淚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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